如今，再版的“安倍經濟學”顯然又吸收了美國金融的新理論和新手法，強調“大膽的金融政策”、“機動的財政政策”和“誘發(fā)投資的成長戰(zhàn)略”，升格為“資產管理經濟學”，而其核心理論便是“再通脹”和日元貶值。

在去年選舉期間，安倍就將擺脫“通貨緊縮”作為經濟政策的目標，不惜使用“民主政治的非傳統(tǒng)”方式，將非傳統(tǒng)的量化寬松政策作為與民主黨對決的政爭焦點。在西方民主政治中，金融政策由央行制定執(zhí)行，并保持獨立性，不受政治干預，更不會成為競選主題。顯然，安倍急切奪權的心理已經打破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常規(guī)。

安倍的非常規(guī)政策，給市場提示了明確的日元貶值信號，誘導海外投資者調整投機方向，全面“做空日元”，并直撲日本股市。在海外投機者的領航下，日本機構投資者和個人投資者跟隨涌入外匯市場、股票市場，乃至不動產市場，特別是不動產證券化商品市場，展開日本資產投資。一時間，日元匯率如過山車般下挫，日經股指連刷近年紀錄，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價積極上揚。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出口企業(yè)賬面收益陡然好轉，上市公司的自有資本憑空膨脹，海外投機者更是賺得盆滿缽滿。日本政府預測，日元貶值將直接導致企業(yè)設備投資計劃擴張，日本經濟的名義增長率將重新高于實際增長率。

但問題是，安倍的再通脹政策，雖然給企業(yè)帶來了賬面實惠，催生“內閣支持率”持續(xù)上揚，但企業(yè)匯差收益并未形成工資上漲條件，日本多數(shù)國民并未從中受益，相反，日元貶值直接反映為進口物價上漲，加大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難度。

不容忽視的是，安倍給央行施壓，強行搞量寬政策，誘導日元貶值和資產泡沫，已經引起海外貨幣當局的警惕和不滿。正如安倍的“理論師爺”、耶魯大學教授浜田宏一2011年6月所言，在資本自由移動和浮動匯率下，央行的量寬必然導致貿易對象國貨幣升值，削弱其出口競爭力和國際收支狀況。至少在理論上，安倍“以鄰為壑”的政策屬性是成立的。更令市場擔心的是，安倍揚言不惜動用政治權力，修改央行法，更迭央行總裁，也要確保再通脹政策落實。

對亞洲國家而言，安倍的以鄰為壑政策，必將打亂亞洲各國的經濟復蘇節(jié)奏，甚至改變產業(yè)結構。上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日本對東亞投資增加，形成了日本東亞相互依存型產業(yè)分工結構，也衍生了日元匯率與東亞貿易的聯(lián)動關系。每每日元貶值，總會引起東亞出口下滑、貿易赤字，進而導致經濟下挫甚至危機。隨著日本與東亞的區(qū)域合作深化，貿易產業(yè)結構依存關系更加緊密，特別是日本對亞洲出口中的日元結算比例達50%以上，已經超過美元，日元匯率的變化對亞洲各國的貿易產業(yè)影響更加直接且深入。安倍政策下的日元急速貶值和日本資產價格的急速上漲，必將改變亞洲的資金流量流向，進而打亂各國的經濟增長節(jié)奏。對此，亞洲各國不可掉以輕心。(劉軍紅作者為中國現(xiàn)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