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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舍之間呈現毛澤東思想的當代意義

記者： 在編輯過程中，是依據什么標準來進行取舍的？

李捷：我們主要考慮了這樣一些因素：一是文稿的代表性，即能夠涵蓋新中國成立后國防、軍事領域的重大事件及重大決策，從今天的角度說，就是其歷史蘊涵。二是文稿的思想性。文稿都是單篇存在的，使一篇篇文稿連貫起來，相互照應，彰顯出歷史發(fā)展的大致脈絡，這就需要編輯者反復地考量文稿的代表性及其思想和歷史的含量，加以綜合平衡，去粗取精。所以說，編輯者的功夫既在文稿之內，又在文稿之外。其最高境界，無外乎“別出心裁，獨具匠心”這八個字。

我們要綜合考量文稿的思想性。有時毛澤東僅做了很短的批示，如“照辦”或“同意”，但其批復對象的內容很重要，一經批復即在當時產生過重要作用。綜合考量文本的思想性、決策的重要性、批示的深遠影響等，遠遠超過了批示本身的意義。我們采用注釋來反映這類批示的深意。這些注釋，都是編輯組成員在進行了歷史考據之后，精心編寫的。比如1956年4月2日，毛澤東有一個批示，是對彭德懷報告的批復，報告的主件是關于保衛(wèi)祖國的戰(zhàn)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問題的，是彭德懷同年3月6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也是經過集體討論形成的。我們非常熟悉的積極防御的國防戰(zhàn)略方針，就是在這個報告中得到正式確認的。我們在注釋中體現了上述報告的主要內容。這樣，讀者閱讀時就能有一個比較清晰的了解。

我們取舍的第三個標準是文稿對當代要有一定的價值。其實這也是中華史學的一個傳統，孔子編《春秋》、司馬遷寫《史記》也都滲透著他們的現實追求與理念認同。對歷史資料、歷史典籍的整理和取舍本身，體現了編者對歷史及現實的認識，包括對民族未來出路的思考。

記者：請您談談編輯過程中最主要的感觸。

李捷：在這個過程中，我體會最深的是這么幾點。首先，歷史和現實始終是相通的。如同司馬遷所言，研究史學和文獻的人，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是一種使命，也是一個努力方向，最終要“成一家之言”，我們正是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來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在國防和軍隊建設方面所作出的探索的價值會隨著現實的展開日益彰顯出來，而不會隨著時代的發(fā)展而褪去光彩。

其次，我們現在的國防基礎是老一輩革命家奠定的。自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就開始了一段遭受凌辱的歷史，日本侵華戰(zhàn)爭將這一凌辱推向了頂峰。在百余年的屈辱中，華夏的有識之士始終感嘆“有國無防”、“有邊無防”。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李鴻章等人搞北洋水師等等，都沒能解決這個問題。真正從根本上解決“有國無防”、“有邊無防”的問題，是從老一代革命家開始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一直在為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而奮斗。毛澤東在1950年就提出，我們要建設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建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國防體系也始于20世紀50年代，還有60年代的“三線建設”、研制成功“兩彈一星”，都是這一努力的延續(xù)。在這一過程中，人民解放軍開始了從單一軍種到多軍種的戰(zhàn)略性轉變，后來還建立了第二炮兵。蘇聯成立戰(zhàn)略導彈部隊是在20世紀50年代，我們僅比蘇聯遲了不到10年的時間。1966年，第二炮兵正式組建，這對我國的國防建設具有決定性意義。

第三點感觸是，毛澤東的軍事理論和國防戰(zhàn)略思想，對加快國防現代化建設特別是加速實現中國特色軍事變革，頗具借鑒意義。比如，毛澤東從來不把他在長期戰(zhàn)爭實踐中積累下來的經驗看做一成不變的教條，他反復強調，軍制和作戰(zhàn)方法一定要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這個思想與我們現在加快軍事變革、跟上世界發(fā)展潮流的思想是非常一致的。再比如，毛澤東認為，與強大的外部勢力相比，我們始終處于弱勢，怎樣以弱搏強呢？重要的就是以心取勝。所謂“以心取勝”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贏得民心，只有把國內的事辦好，在國際上才有主動權。贏得民心并不局限于國內，毛澤東有開闊的國際視野，很早就提出要開展人民外交，要把頑固堅持反華立場的統治階級和那個國家的人民區(qū)分開。另一方面是要塑造正面的國際形象，同丑化中國、妖魔化中國的勢力作斗爭。這需要我們發(fā)揮心智的力量，重視“軟實力”的作用。“兩彈一星”等高科技產物都是“硬件”，是“硬實力”，但“硬實力”的發(fā)揮離不開“軟實力”。中國一定要拓寬自己的戰(zhàn)略回旋余地，不能硬碰硬，千萬不能以己之短搏人之長，要“以柔克剛”，打“迂回戰(zhàn)”，打“拖延仗”。這些都是毛澤東軍事戰(zhàn)略思想中的智慧。

另外還有毛澤東的人民戰(zhàn)爭思想。他重視人民的力量，這在今天仍不過時。人民戰(zhàn)爭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人民戰(zhàn)爭也有不同的樣式。在高科技情境下，人民戰(zhàn)爭會有自己的特點和優(yōu)勢，這是需要進一步思考與創(chuàng)新的。

在編輯《文稿》的過程中，我們還體會到毛澤東的核戰(zhàn)略思想很先進。一方面，我們努力打破敵人的核壟斷；另一方面，不能搞多，不能誤入對方的核軍備競賽陷阱而拖垮自己。毛澤東的原話是“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毛澤東強調要同時研制核彈頭和運載工具，這是很獨特的。這個決策為我國贏得了時間，贏得了主動。我們試爆原子彈、試射導彈、組建戰(zhàn)略導彈部隊幾乎是同步的。這種搞法，世所罕見。不能不令人折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提出我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奠定了國家核戰(zhàn)略的基本方針。任何有核國家都不可能像我國這樣公開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既是由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也是由我們屬于發(fā)展中國家這樣的基本國際定位和國際戰(zhàn)略決定的。這同時也展示了我們的自信：雖然我們有原子彈，但我們并不靠它來取勝，我們的制勝法寶是人民戰(zhàn)爭和積極防御的國防戰(zhàn)略。當然，隨著時代的發(fā)展，隨著國家利益的擴展，積極防御的國防戰(zhàn)略也要與時俱進、不斷發(fā)展。

除了上述思想之外，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關于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之間的關系、軍民團結問題等的論述，今天看起來也有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