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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難，做名人更難，做符合別人要求的名人就更更難——這話用在羽戈對李敖的評價上，還真靠譜。

　　《南方人物周刊》李敖專訪的標(biāo)題是《口誅筆伐六十年》。這標(biāo)題不僅夠概括，而且夠前瞻。這不，雜志墨香猶在，羽戈先生的“筆伐”就來了。

　　羽戈先生文章的標(biāo)題是《從斗士到小丑千刀萬剮說李敖》。不好說“殺氣騰騰”，畢竟“千刀萬剮”這話也是李敖自己說的。李敖自己不在乎，別人操什么心呢？

　　可是，評價一個人，即便做不到平和寬厚，起碼要中立客觀。誅心之論、意圖倫理、一棒子打死，那是另一個時代的文風(fēng)。而那種文風(fēng)所代表的社會形態(tài)，不正是羽戈所反對的嗎？可惜，羽戈這篇文章里卻有不少這樣的文字，讓整篇文章讀來戾氣大增。

　　“努力挽救自己，卻力不從心”，“不是不想開辟以他命名的新時代，可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只好假戲真唱去迎合潮流“，如此武斷地測度他人內(nèi)心意圖也就罷了，“壽多則辱”(近于“老而不死”的另一表達(dá))、“倒行逆施”……這樣的詞匯用在一個74歲的老人頭上，也實在太刺耳了一些。

　　就不說什么“歷史的蒼?！绷税?。只說一個74歲的老人，一生顛沛動蕩，臨到老來，對世事人情有些非主流見解，想法和早年相比有些改變，稀奇么？就算更離譜些，說老來看破紅塵，當(dāng)初那些為之付出許多的事情，未必值得——假如李敖這么講，我也不會奇怪。

　　李敖說的那些話，你可以狠狠貶低——假若你能斷定他確實口是心非，做“歌德黨人”。但是，又憑什么說那些觀點，不是反諷，抑或是李敖內(nèi)心真實的結(jié)論呢？

　　說來說去，還不就是李敖四年前回大陸，“金剛怒目”轉(zhuǎn)作“菩薩低眉”么？李敖?jīng)]按別人的“講稿”說話，既沒按官方希望的，也沒按照一些“非官方人士”希望的。為此忿忿的人多了去了——很明顯，他們自認(rèn)比李敖更明白什么當(dāng)講不當(dāng)講。也自然，他們期望李敖說的一切道理，他們自己其實早就清楚。他們只是候在那里等李敖再說一遍。我沒太明白，您都懂了，干嘛要人家再說一遍才高興呢，追星嗎？

　　于是，“他的精神已經(jīng)追隨不上他所經(jīng)受的苦難與所企望承載的使命?！笔裁词姑?？誰交給他的使命呢？“這和我們對斗士的傳統(tǒng)印象存有何其大的歧異：悲愴、流血、苦行僧、劍拔弩張、犧牲主義。這些詞匯可能適用于某一時刻的他們，縱觀之下卻格格不入。”

　　哪個人生來就要把“斗士”當(dāng)成天職？誰又有義務(wù)按照別人預(yù)期的理想模式規(guī)劃人生，按照別人提供的腳本念臺詞？自由主義的李敖若這么做了，那倒真是“倒行逆施”。而想給他提供腳本的人，又和當(dāng)初壓制李敖的力量，隔了多遠(yuǎn)呢？也許，真的是“不幸即在于，他生活在了這樣一個畸變的時代。盡管享有民國的遺韻，政治專制主義卻強烈壓迫了他的心胸”。

　　肝火大盛之下，連“有錢”也成了污點，還順便牽扯上了韓寒。其中的荒唐一眼即明，不必更多解釋。希望李敖要敢干、舍生取義而且清貧——對不起，您說的這是20世紀(jì)30年代的共產(chǎn)黨人方志敏吧？而李敖，據(jù)我所知，從沒“潛伏”過。

　　最本質(zhì)的莫過于“犧牲主義”的提法。這表明了是指望別人出頭，自己在旁邊看熱鬧，最不濟(jì)也能偷著樂一聲。假使方便，成為笑話里那個把“英雄”踢下鱷魚池的人，也很順當(dāng)。問題倒還不在于對李敖這個人講“犧牲”有多滑稽，而是——要真覺得犧牲是英雄的胎記，您干嘛不先下手踐行之呢？李敖說“自由主義是‘反求諸己’，第二個，才是要‘求諸人’”，才四年，就全忘光了？“嚴(yán)于責(zé)人”卻未必用同樣的要求來對自己，這也算雙重標(biāo)準(zhǔn)。魯迅在《三月的租界》里怎么說的來著？“有人在上海的租界上冷冷的說道——‘田軍不該早早地從東北回來！’”狄克先生的腔調(diào)，倒是和對李敖的申斥很合拍。

　　不過我估計，李敖對這文章也不會動氣。他年輕的時候，也是這么“棍掃一大片”地批判過的。不過那還是差不多半個世紀(jì)前的事情了，說青年沒有進(jìn)化，也真不離譜。

　　最后補充一句，對“小丑”這個提法，我倒覺得蠻貼切的，盡管未必是羽戈的本意。我不知道羽戈先生心里，存在著怎樣一個“純粹”的斗士形象，不過《V字仇殺隊》里那個煽動”不明真相”市民的怪才，也正是一個小丑+斗士。這兩個角色放在一起其實很和諧，我絲毫不覺得有什么奇怪的。（宋金波）

（責(zé)編：劉寶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