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賃住房單套建筑面積50平方米左右，如果是困難家庭租用每月3.5元/平方米，如果租給新就業(yè)大學生4.5元/平方米，這樣的公共租賃住房租金標準明天起將正式在江蘇常州生效。一項為“新就業(yè)人員”提供廉價公共租屋的計劃正在江蘇全省多個城市展開，其中常州動作最快，已經率先開始接受申請并制定出租金；南京也擬推出，不過條件可能要比常州“嚴格”。（《現(xiàn)代快報》9月1日）
公共租賃住房是繼經濟適用房、限價房、廉租房后的“第四房”。它是低租金租賃的政策性住房，由政府建設或回購，供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租賃居住?，F(xiàn)在，江蘇省在多個城市隆重啟動公共租屋計劃，這不僅能解決弱勢群體的住房困難，而且也有利于穩(wěn)定房地產產市場。
我國的公共租賃房制度，最先出現(xiàn)在溫家寶總理的今年政府報告中，在總理的報告中，首次提出了要建設包括廉租房、經濟適用房和公共租賃房在內的住房保障體系，以保障低收入階層和“夾心層”的居住權。據了解，今年以來，北京等全國多個大中城市先后推行公共租賃住房制度，以加快解決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問題。
不過，筆者通過對全國各地推出的多種版本公共租賃房制度比對發(fā)現(xiàn)，情況大都與江蘇所定基調大同小異，公租房供應對象是城市里的低收入群體和大學生，而農民工卻沒有包涵在內。我以為，倘若這項公共政策不包括農民工，無疑令人費解。因為，在我國，2億農民工是一個特殊群體。雖然他們生活在城市里，卻游離于城市和農村的夾縫中，他們在城市里干著最臟最累的活，而不能扎根于城市。這個群體的居住環(huán)境，相對于城市的低收入者，甚至大學生，條件更為惡劣，他們理應是最需要公租房的群體。
而從另一方面講，農民工盡管不能與大學生這個精英群體相比，但他們如果選擇離開城市，回歸農村老家，也會給城市造成重大損失。比如，城市的高樓誰來建，城市的立交橋、地鐵誰來修，城市的保姆誰來干等等。如今，從某種意義上講，城市一時一刻也不能沒有農民工兄弟。退一步說，即便不離開城市，他們也會因為租房成本太高，使得生活成本劇增，難以真正安心工作。
此外，城市里的居民居住條件，已得到很大的改觀。城市里，原來的一部分住房困難戶，由于拆遷，得到政府和開發(fā)商的巨額補償，迅速變成了暴發(fā)戶，居住條件發(fā)生質的變化；城市里舊房改造，也讓大部分住房困難戶，搬進了新居。譬如上海，有研究表明，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的建設，上海已完成舊區(qū)改造的安居工程83萬戶，2076萬平方米。
無論從各個角度來講，政府推出的公租房計劃不能沒有農民工。因此，筆者建議，由地方政府出資建立的公共租賃房，應跳出戶籍的藩籬，除讓大學生租賃外，更該允許農民工租住。
當然，政府推出公租房這個善政，除把陽光普照在農民工身上外，還需要因地制宜。比如公租房建造，不僅要考慮交通便利，也要考慮企事業(yè)單位和外來務工人員較為密集的地區(qū)；還有，公租房政策不妨借鑒中小學生“就近入學”模式，采取“就近租賃”原則，以減少租賃群體的交通、購物等生活成本。
（責編：李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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