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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保利違建別墅的“準生”，給了法律一點顏面的話，就是每棟2萬的罰款。但這點遮羞款不僅不足以保全法律的顏面，反倒還標注著權(quán)力對法律進行違法贖買時的低廉價格。

同樣是違建別墅，在廣州卻遭遇了截然不同的命運。一個強拆了，一個“準生”了。

強拆的那個，是廣州二沙島的“最牛違建別墅”，業(yè)主為富豪。時有廣州城管執(zhí)法，有廣州市長震怒，無論業(yè)主怎么稱“我有后臺”，違建別墅終于還是在眾目睽睽之下倒掉了。其時為7月下旬，強拆之舉引得人心大快、輿論振奮。

“準生”的這個，是廣州金沙洲的保利西海岸房地產(chǎn)項目，開發(fā)商是保利。雖也有廣州城管部門“多次要求其停工，并最終將其列為違建典型進行通報”，但在交完每棟2萬元的罰款后，最終悄然地挺立著。若非今時新華社追蹤，公眾又如何得知這85棟別墅由違法變“合法”？

同樣是違建，其違法成本的差距簡直有天壤之別，也同樣給公眾造成了強大的心理落差。同時也給了人們一種強烈的直覺：違建別墅命運的不同在于其所有者的不同。一個說有后臺，其實未必真有，有也未必硬，硬也未必真敢出面。一個沒說有后臺，但保利這樣大的名頭，無聲勝有聲。

我不禁想起當初“最牛違建別墅”被強拆時，有輿論歡呼這是法律的勝利。京華時評則追問“強拆最牛違建別墅有多少法律力量”。保利違建別墅“準生”再次表明，法律不是決定違建別墅命運的關(guān)鍵力量。“強拆”多少還高調(diào)宣示法律是有尊嚴的，“準生”則完全表明法律有時是很無能和無奈的。

在非別墅用地建別墅，廣州保利西海岸別墅經(jīng)過廣州市規(guī)劃局的一番低成本處罰后輕松拿到了“準生證”。規(guī)劃局為何如此處罰，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廣州兩起違建別墅案表明，權(quán)力決定了違建別墅的不同命運。

權(quán)大還是法大，理論是一回事，實際是一回事。公眾原本也沒敢指望權(quán)力都能依法。對于公眾來說，如果希望總是變成一種奢望，那就會是一種幼稚。在法律之內(nèi)，權(quán)力再怎么彪悍，得理不饒人，公眾惹不起還躲得起。因而只是期望在一個追求法治的國度里，權(quán)力多少要收起那囂張的觸角，至少要維護法律的尊嚴和體面，不要有損于國家尊嚴和形象。

如果說，保利違建別墅的“準生”，給了法律一點顏面的話，就是每棟2萬的罰款。但這點遮羞款不僅不足以保全法律的顏面，反倒還標注著權(quán)力對法律進行違法贖買時的低廉價格。正如暨南大學胡剛教授的精確計算，這罰款均攤到成本里每平方米只增加54元，其附近的一些普通商品住宅售價都在每平方米1.2萬元以上，這么低的違法成本相當于沒有處罰。

每一次權(quán)力斗敗法律，得勝者、得利者或在歡呼，但每一次都在潛消著公權(quán)力的公信力，都在喪失著政府的民心。公權(quán)乃民授，當受法制約。如果每一次都以法律告敗，試問還有多少公信力可潛消？還有多少民心可喪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