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新聞中心昨天舉行“一線工人農民代表談履職”為主題的記者會，邀請6位全國人大代表答記者問。安徽代表團的劉麗代表直言，因長久分居，城市農民工中已大量出現“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小夫妻”情況。她建議解決農民工夫妻兩地分居問題。（3月11日《京華時報》）

就其性質而言，“臨時小夫妻”是婚外戀，直接動因是男女雙方解決“性饑渴”的現實需要。當然，也不排除生活上的互助。我們應當關注城市農民工的性需求。性需要是人的基本需求，也是一種不可被剝奪的平等權利，忽視乃至否定農民工的性需求，是缺乏人文關愛的缺失，是與現代文明精神相悖的缺憾。

不過，若說“臨時小夫妻”問題一定會引發(fā)婚外戀增多、離婚率增高、性犯罪增多等社會問題，未免絕對化，低估了農民工的精神自制力。如今的農民工受過一定的教育，接觸過城里的現代城市文明，具有理性，并非都是“性感動物”。其實，何止“性饑渴”，農民工還有多少“饑渴”問題沒有解決！在他們眼里，孩子上學等“饑渴”問題遠比“性饑渴”更重要，但他們也忍受了，沒有采取極端之舉。因此，絕大多數農民工沒有采取“臨時小夫妻”的生活方式，即使“臨時小夫妻”也不一定走到雙方家庭破裂的終點，雙方可能都較明智與現實，將這段生活視為生命之旅中的一個驛站罷了。因而，我們不宜把“臨時小夫妻”問題過分放大，草木皆兵。但是，政府部門應當關心農民工的性健康，宣傳普及性知識，采取定期性檢查等措施，避免性病、艾滋病等侵擾農民工。

應當重視解決農民工的“性饑渴”問題，但劉麗的建議不具有可行性。按照劉麗的說法，城市農民工中大量出現“臨時小夫妻”情況是因為長久分居，解決了住房問題就能解決夫妻分居問題。因而，她提出兩個建議，一是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標準，讓農民工也能住進保障房；二是由政府租賃城里人的多余住房，然后，再收取一定稅收，再以稅后房租返租給農民工。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標準對所有人是一視同仁的，農民工是人，城里收入低下的居民也是人。現在，城里有眾多收入低下的居民蝸居，他們也想申請到城市保障性住房，但只能有少數人得到滿足。在此境遇下，如果對農民工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標準，那么，對收入低下的城市居民，要不要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請標準？不降，就不公平；降，顯然更增加了保障房供給的難度與壓力，在短期內根本滿足不了各方的保障性住房需求。至于劉麗的第二條建議也有類似的問題，問題出在劉麗僅站在農民工的角度考慮，而沒有從政府、城市居民等角度全方位地看問題。

在目前條件下，解決農民工的“性饑渴”問題，可借鑒城里兩地分居夫妻的“探親假”形式。通過法律法規(guī)的形式，設立農民工的“探親假”，探親時，用人單位要提供臨時住處，報銷往返交通費。如果這樣，想解決“性饑渴”的農民工，多數會像城里兩地分居的職工一樣，選擇與自己的老公或老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