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麻陽縣文化局兩名官員因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單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稱，“該同志素質高，又才40歲，正值為黨和人民做貢獻的有為之年，請求法院對其從輕判決”。

涉案單位竟然以機關“公函”形式，為本單位的貪官向法院求情，這種荒誕離譜行為的非法性質，無疑顯而易見。一方面，它明顯干擾了法院的獨立審判權，依據我國《憲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guī)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另一方面，對其發(fā)函單位自身來說，這一“求情”做法同樣也明顯涉嫌越權行事、違法濫權，僭越了公權機關應有的起碼權力界限。顧名思義，機關“公函”之為公函，正是因為它“姓”公，代表的是公共權力，既不可能也不應該淪為聯絡私人感情、為個人求情的私函，這誠如有法律人士指出的，“既然是公文，其權力源自老百姓的賦予，為貪官發(fā)函求情意味著權力的濫用”。

在這種十分明顯的基本法律背景下，當地政府機關依然堂而皇之堅持為貪官發(fā)求情公函，并且是“領導班子集體研究”、“一致同意”的結果，原因究竟何在、個中究竟蘊藏了怎樣的“內情”？所謂的“該同志素質高”、“正值為黨和人民做貢獻的有為之年”等說辭，顯然只是完全不合邏輯、禁不起任何推敲的蹩腳荒唐借口。政府官員私分貪污公款，還談何“素質較高”，又如何“為黨和人民做貢獻”——難道“不貪污”不正是政府公職人員必須恪守的最基本素質和“做貢獻”的基本前提？

而真正更合乎邏輯的公函求情“內情”無外乎這樣幾種可能，或者是基于某種“物傷其類”式的“官官相護”；或者說“保護干部”的官場本能，自覺不自覺地參與“撈人”；或者干脆就是基于某種維護共同腐敗利益的需要，為避免產生“拔出蘿卜帶出泥”效應，而不得不按照官場潛規(guī)則，竭力營救同類或努力使其“封口”。因此，對于荒誕的“公函求情”，僅止于譴責其非法違法性質，其實遠遠不夠，而更重要的是，能否進一步徹查其中可能隱藏的上述種種“內情”、隱情，并據此窮究炮制“求情公函”相關官員的責任。

張貴峰（湖北　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