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白血病的陳宇明最后化療快要結(jié)束時，配型成功的捐獻者卻“臨陣變卦”，這一度讓陳宇明陷入絕境。好在后來又有新的捐獻者與陳宇明配對成功，近日，手術(shù)得以進行。

陳宇明的遭遇并非個案。類似的捐獻者“臨陣脫逃”，在媒體上不時可見。而每次由個案引發(fā)的討論，都會聚焦于捐獻者的法律責(zé)任問題。雖然目前并沒有哪個權(quán)威部門對捐獻者的“脫逃率”有過相對精確的統(tǒng)計，但從公共輿論平臺上的討論來看，這一比率并不低。

當然，骨髓捐獻者“臨陣脫逃”并不是一個“中國問題”。據(jù)美國媒體報道，全美的拒捐率高達近50%。就頻出的“拒捐”事件來看，各國在法律上都保持了克制。因為捐獻的第一原則就是“自愿”。這種“自愿”的內(nèi)涵，指向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捐獻者都可以基于其意愿選擇捐獻或放棄捐獻?；趯璜I者“自愿權(quán)”的尊重，醫(yī)院或捐獻組織有義務(wù)明確告知捐獻者在實施骨髓移植手術(shù)前的最后一分鐘，均可“脫逃”。

在法律上看骨髓捐獻，類似于一種贈與。但如果是普通的贈與，就不會有這么多的爭議和糾結(jié)了。因為除極為特殊的幾類贈與以及經(jīng)過公證的贈與不能撤銷之外，贈與人均可以隨時反悔。既是法律允許捐贈者可“隨時反悔”，又為何要讓拒捐者承受輿論壓力呢?贈與的另一個原則是“無償”。對于無償?shù)墓撬杈栀?，本是一種善舉。我們不能因為某公民沒有達到法律之上的某種高境界，就強迫其承擔(dān)一定的法律責(zé)任。

但骨髓捐獻又確實不同于普通的贈與。因為捐獻者認捐之后，需要骨髓移植的受捐者要先通過“清髓”來摧毀自身免疫造血系統(tǒng)，才能接受捐贈的新的干細胞。換言之，“清髓”以有人“認捐”為前提，如認捐者在受捐者“清髓”之后反悔，這勢必將使受捐者在無法移植的情況下去承受“清髓”的風(fēng)險——在醫(yī)學(xué)上，這甚至可能是死亡的風(fēng)險。如此看認捐后再“臨陣脫逃”，后果真的很嚴重。

要降低骨髓捐獻中的“脫逃”率，“加快立法”不是個好主意。法律也不能強人所難。解決之道不在另立新法，也別無他法，唯有大力弘揚善舉、呼喚誠信，同時多就骨骼捐獻的相關(guān)問題進行常識普及。在那些“脫逃”的個案當中，因懷疑和蒙昧而選擇拒捐的，實不在少數(shù)。與此相適應(yīng)，我們理當向這些“脫逃”者提供科學(xué)和鼓勵，而不是罰則和譴責(zé)。

要降低骨髓捐獻中的“脫逃”率，解決之道不在另立新法，也別無他法，唯有大力弘揚善舉、呼喚誠信，同時多就骨骼捐獻的相關(guān)問題進行常識普及。

本報特約評論員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