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中國人民大學紀委有關負責人證實，人大招生處處長蔡榮生在深圳海關被截獲，并因招生問題被調查。此前有消息稱，蔡榮生欲赴加拿大被截獲，其已交代招生等問題涉案金額達數億元。業(yè)內人士曾公開發(fā)文稱，高校行政背景下的自主招生是毒瘤，“中國人民大學的自主招生肯定會出問題”。（11月27日《法制晚報》）

高等教育“陽光招生”以來，高招環(huán)節(jié)受招生規(guī)則、內部監(jiān)管和外部監(jiān)督等鉗制，腐敗頻發(fā)現象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以至于很多民眾都認為：目前的高考招生是相對公平的。但人大招生處處長蔡榮生以令人瞠目結舌的涉案金額，打破了公眾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公平認識。其實，目前高招的統(tǒng)招環(huán)節(jié)漏洞不大，怪只怪畸形的自主招生潛藏著諸多“暗門”。

在國外運行得很順利的自主招生制度，引入到我們這里就會出問題，不是自主招生本身的制度設計問題，而是我們的所謂“自主招生”實質是自主招生與集中錄取制度嫁接的“畸形兒”。真正的自主招生是一種雙向選擇——一名考生可以申請并獲得多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并在其中作出選擇；大學則根據自身的辦學定位和招生標準，從學術的角度對學生提出基本的學業(yè)要求。

但在我們畸形的自主招生框架下，不只沒有改變集中錄取制度的單向招生模式，自主招生還往往淪為搶生源和“掐尖”的工具。去年教育部曾發(fā)布招生十條禁令，其中包括嚴禁高等學校在錄取工作結束前，以各種方式向考生違規(guī)承諾錄取或簽訂“預錄取協議”，或以“新生高額獎學金”“入校后重新選擇專業(yè)”等承諾吸引生源。但一些高校卻有令不止，既有搶生源的沖動做動力，也因為其中有太多權力尋租的機會。

此外，自主招生賦予了高校調配招生指標的權力。譬如在往年高招中，南京某高校在安徽某縣對高分考生發(fā)放了7張蓋有該校招生辦公室公章的預錄取通知書，但結果卻是無一被錄取。該校最終解釋為，往年都會追加一些名額帶走預錄取的學生，當年已經追加30多個錄取名額，不能再接收了。由此可以看出，簽訂預錄取協議以及追加招生名額的隨意性。

在自主招生的旗號下，一些高校并不是給考生創(chuàng)造了多元的錄取機會，而是給搶生源設置了多元的可能，這種種可能的解釋權卻在高校的行政權力手中。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高校在自主招生過程中自設的“暗門”越多，權力尋租的可能性越大。譬如簽訂預錄取協議，譬如追加錄取名額，這些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權錢交易。

歸根結底，并不是自主招生在我國就沒有出路，而是我們的自主招生是行政權力主導下的“逼仄渠道”，所受到的權力鉗制越多，暗箱操作和權力尋租的可能越大。人大招生處處長以巨額涉案，根本上是畸形的自主招生政策惹的禍。遏制這種招生高風險以及由此導致的高招不公，需要加快去除高校行政化的步伐，同時讓自主招生如同統(tǒng)招一樣形成規(guī)模，交由學術權利去規(guī)范地評判和篩選，在陽光下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