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啃下國資國企改革這塊“硬骨頭”。因為作為“長子”的國企，始終是經濟改革中最微妙和復雜的一個重要元素。

近日的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不止一次談到國資國企改革問題：3月5日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表示，國有企業(yè)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而不是抱殘守缺、不思進取、不思改革；3月9日在參加安徽代表團審議時表示，發(fā)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成敗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

在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大潮已然掀起、“混合所有制經濟”日益成為經濟改革關鍵詞之一的時代語境下，總書記的上述強調引起高度關注，也引發(fā)人們對相關改革命題的深入思忖。

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啃下國資國企改革這塊“硬骨頭”。因為作為“長子”的國企，始終是經濟改革中最微妙和復雜的一個重要元素——作為企業(yè)，在數十年的計劃模式下，它們體量大、與國民經濟“嵌入度”深入骨髓；作為單位，在“企業(yè)辦社會”的慣性下，它們“代行”了太多本該由政府或社會組織承擔的職責，對其改革牽一發(fā)而動全身，事關“大社會”、“小社會”的穩(wěn)定和諧，不得不極為慎重。而正因為這種與時代發(fā)展相脫節(jié)的存在模式，以及對全面經濟改革的深度制約，國資國企改革在今天尤顯迫切，尤需“踏石有印”的勇氣。

對比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與十七大報告、十八大報告的相關論述，不難發(fā)現，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在“國有資本”的闡述上著墨更濃。“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對各種性質資本的共存更為包容；“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jiān)管”，“支持有條件的國有企業(yè)改組為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從以往更強調“管資產”到如今“以管資本為主”，一字之差，意義深遠，可謂對“國有資本”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從現有的一些舉措來看，這方面的改革呈現積極信號。前幾天的總理工作報告提到，將制定非國有資本參與中央企業(yè)投資項目的辦法，在金融、石油、電力、鐵路、電信、資源開發(fā)、公用事業(yè)等領域，向非國有資本推出一批投資項目。“兩會”前夕，中國石化發(fā)布公告，將引入社會和民營資本參股實現混合所有制經營；珠海格力、上海光明等地方國企也陸續(xù)公布改革方案。廣東制定的國資改革目標是，2020年混合所有制企業(yè)戶數比重超80%；四川省的改革方案則是，“不設限，所有領域向社會資本開放”。新一輪國資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奏響序曲。再加上自上而下的行政審批權的政府“自我革命”，一些不必要、不公正的歧視性審批項目被砍掉或壓縮，正逐步降低民間資本進入的門檻，讓它們看到更多“混”進來的曙光。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進入深水區(qū)，“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要確保真改而不是應付式改革，其一是不能寄希望予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被改革者主動迎合改革，而必須以國家政策和法律倒逼其打開市場大門和股權大門，放棄繼續(xù)“抱殘守缺”心態(tài)；其二，更關鍵在于未來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必須“混”得公平和透明，從而防止有人借改革之名“謀取暴利”或變相歧視、打壓非國有資本。

一定意義上說，破解這兩個問題，都需要國資主管部門盡快從管資產、管企業(yè)抽象為管資本。唯有從具體而微的“婆婆式管理”上抽身出來，形成“投資人監(jiān)管”，更關注和強化出資人權益、資本收益，方有望超脫局部、著眼整體而不是過分偏袒某一資本構成；同時，輔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讓法律利劍真正亮劍，令利潤層層向下轉移的“記賬游戲”玩不下去，令資本運作全過程曬到陽光，則“國資改革”與“國資流失”的因果魔咒方有望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