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于很多初中的孩子而言，未來還太模糊，必須允許他們選擇錯了，還能有“后悔權”、“回頭路”。讓他們能夠根據(jù)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變化，及時調整職業(yè)方向。

日前，教育部副部長魯昕表示，我國即將出臺方案，實現(xiàn)技能型、學術型分開的兩類人才、兩種模式高考。這種人生職業(yè)生涯的分野將始于高中階段，“16歲就可以選擇你未來發(fā)展的模式”。

從大的方向上說，這一改革思路值得肯定和期待。高考改革說了這么多年，理念設計從取消文理分科到一年多考，具體操作均無定論。如今這一路徑的選取，算是難度最小的，頗似目前職校教育與綜合大學教育并行模式的“升級版”。很顯然，這種一分為二的思路，有助于改變“全國一張卷”模式下職業(yè)院校和普通高校招生無法體現(xiàn)區(qū)分度的弊端，在高級技工結構性短缺、綜合大學畢業(yè)生與市場脫節(jié)的現(xiàn)實語境下，有著強烈的針對性，對這些年一哄而上的“貪大求全”式“專升本”、“院變大學”熱潮亦是一種糾偏。

當然，大方向的與時俱進，還需要輔以大量基礎性、具體性的工作。在既有大學教育格局業(yè)已成形的今天，要想有深層的、系統(tǒng)性的改革，阻力和難度可想而知，至少需要在以下問題上進一步求解。

其一，如何以薪酬、社會地位的指揮棒，來改變“藍領”與“白領”之間天平失衡的現(xiàn)狀？誠然，國際上這兩套系統(tǒng)分類招考是一種普遍做法，德國模式尤其堪為范例。然而必須指出的是，這種社會認可度，很大程度上緣于其藍領與白領之間社會地位的相對平等（當然也并未達到絕對平等）。而在我國這兩種人才之間的落差顯然更為明顯。中國自古認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觀念投射到教育領域，則是讀研究型大學、綜合大學比讀技術類院校更具優(yōu)越感。今天，盡管在部分沿海發(fā)達地區(qū)出現(xiàn)了高級技工高薪難求的現(xiàn)象，但這種薪酬上的“補漲”、供求上的短缺，并未與社會心態(tài)、教育理念的轉變及時對接：一方面，高薪技工畢竟只是少數(shù)，絕大多數(shù)技術型人才仍然處于勞動力價值鏈的低端；另一方面，即便是高薪技工，與名牌綜合性大學的管理類、研究類人才相比，仍然面臨在企業(yè)內上升空間有限、社會坐標偏低的困局。

這種不平衡的矯正，必將是一個眾多因素綜合發(fā)酵的漫長過程，絕不可能僅靠教育模式的變革單兵突進，而必須多管齊下，政府、社會、家庭均應積極順應、有所作為。比如，政府人力資源部門在職業(yè)晉升通道上，應對技術型人才敞開公平的大門；社會也應及時順應這種大勢，比如廣東衛(wèi)視推出的“技行天下”節(jié)目，“為勞動選秀”，獲得高度評價；此外，家長也宜更新觀念，靈活選擇孩子未來的職業(yè)道路。

其二，在更合理地引導學生分流的同時，如何避免出現(xiàn)新的一“分”定終身？畢竟對于很多初中的孩子而言，未來還太模糊、社會還太遙遠，學習成績的“好壞”也可能只是暫時現(xiàn)象。必須允許他們選擇錯了，還能有“后悔權”、“反悔期”，更能有“回頭路”。必須在兩條路徑之間設計一些低門檻的交叉線、匯合點或者“便橋”，讓奔走在它們上面的年輕人能夠根據(jù)自己的興趣和能力變化，及時調整職業(yè)方向，而不至于只能“一條路走到黑”，讓一項有著深遠政策善意的改革，在一些時候變相成為阻礙寒門學子向上層流動的玻璃門。這對避免新的社會分工的不公，至關重要。

其三，回歸“技術類”院校，對一些學校可能意味著“被降格”，對那些潛在的自認“被降格”的院校，怎么做通思想工作？在扶持、打造這些“地方名片”上苦心孤詣、投入不菲的地方政府又該如何做通思想工作？在一些學校和所在地方看來，好容易“升”上來、成了研究型大學，又要“降”回去，肯定百般不愿、千般扭捏。對此，恐怕亦需做好充分的心理和政策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