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商人張靜思稱，她與安徽省人大代表支訓民發(fā)生商業(yè)糾紛后，通過電話和短信聯(lián)系支訓民。后者以影響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為由，向亳州市公安局報案，張靜思遂被拘留5天。經查，14天時間里，張靜思共計發(fā)送4條短信給支訓民。（12月6日《法制晚報》)

14天發(fā)4條短信，然后被處以5天的拘留，這樣的“神劇情”注定不會缺少眼球。有人質疑，國內手機用戶平均每周收到8.29條垃圾短信，某些通信運營商應該被槍斃多少回？也有人好奇，當?shù)毓矙C關究竟收了啥好處，咋就如此舍得為人大代表挺身而出？然而筆者看來，支訓民的“影響了自己正常工作和生活”更值得解讀。

正常生活不容干擾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但真要界定甄別，也沒那么容易，更別說還要上升到行政拘留的程度。就以張靜思被處罰的依據為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規(guī)定：多次發(fā)送淫穢、侮辱、恐嚇或者其他信息，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可以處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罰款。由此看來，拘留五天需要滿足三項條件。其一是“多次”。按法律的角度講，3次以上就可被稱為多次，這顯然難不倒某些部門“恰到好處”的判斷力。其二是信息內容，“淫穢、侮辱、恐嚇”雖然很好判斷，但“其他信息”四字可包羅萬象，暫且不說。

第三是“干擾正常生活”這一結果。對此，外人不好評定，但當事人卻擁有完全的話語權。鑒于張靜思和支訓民的商業(yè)糾紛關系，可大致判斷，在支訓民眼里，張某是不受待見的。有這種先入為主的厭倦情緒基礎，“干擾正常生活”也就成了偽命題。別說4條短信，哪怕對方只發(fā)了一個字，支訓民都可以訴苦三天三夜睡不著覺，而公安機關卻難以核實，只有接受這睡不著覺的“紊亂生活”。

回到商業(yè)糾紛中來，張靜思負責支訓民所屬酒店的裝修業(yè)務，支訓民出錢、張靜思做事。即便出現(xiàn)了糾紛，也當走協(xié)商談判途徑。而之所以張靜思選擇打電話、發(fā)短信，還不是因為支訓民不愿意回到談判桌上來？因此，早在發(fā)短信之前，張靜思便沒了正常生活。如今，她通過手機維權，居然成了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口實，如此顛倒黑白，人大代表還談何代表人民？

因此，所謂“正常生活”，不過是某人為了一己私利的雞毛令箭罷了，除了給后人留下“人大代表有身份、要發(fā)短信須謹慎”的“警世箴言”之外，也就是讓世人看看法律如何“為某人服務”的冷笑話。而張靜思，一個更需要正常生活的普通公民，卻還在人大代表“正常生活”更高一籌的執(zhí)法語境中，久久不能回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