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借助制度正義去促進普遍正義，這一工作雖有難度，但也應勇敢面對。清理舊賬，是為更好地前行。有錯必糾之后，方能心無牽絆地給民眾一個確定性的答案：制度正義已然可期?！?/p>

12月15日，內蒙古自治區(qū)高院對呼格吉勒圖故意殺人、流氓罪一案作出再審判決，撤銷內蒙古高院1996年作出的關于呼格吉勒圖案的二審刑事裁定和呼和浩特市中級人民法院1996年對呼格吉勒圖案作出的一審刑事判決，宣告原審被告人呼格吉勒圖無罪。

當內蒙古自治區(qū)高院副院長趙建平向呼格吉勒圖父母說出那句“對不起”時，呼格吉勒圖被執(zhí)行死刑已超過了18個年頭。非當事人縱然無法體會一位冤案苦主在含冤離世時的悲憤，非當事人也無法體會冤案苦主的近親屬在18年中是如何懷抱些微希望之光堅守至今。平冤糾錯為呼格吉勒圖案畫上了一個句號，但這一遲來的正義遠不是終點。

于個案正義上，追責與索賠都是應然的選項。于制度正義上，反思與落實才是預防下一個呼格吉勒圖的必需。反思呼格吉勒圖案，首在反思錯案的發(fā)現(xiàn)機制。如果沒有疑似真兇趙志紅的落網(wǎng)，呼格吉勒圖案的最大可能，仍是塵封在日漸發(fā)黃的司法檔案里，并漸漸被遺忘。

而回顧1979年以來曾在公共輿論場上被聚焦，并最終得以平冤糾錯的十余宗重大案件，不難發(fā)現(xiàn)，依賴“真兇落網(wǎng)”或“死者歸來”方被曝光的占了很高的比例。舉凡湖北佘祥林故意殺人案，云南杜培武故意殺人案，云南陳金昌等搶劫案，遼寧李化偉故意殺人案，廣西覃俊虎等搶劫、故意殺人案，河北李久明故意殺人案，海南黃亞全等搶劫案，均為一審法院迫于各方壓力，在證據(jù)不足的情況下，判處死刑，而二審法院認為疑點太多，發(fā)回重審，或留有余地而判處死緩。呼格吉勒圖是繼湖南的滕興善之后，第二例被冤殺的普通公民。以上所有案件今天之所以還為人所知，都要拜極小概率的偶然事件所賜——所謂“真兇落網(wǎng)”或“死者歸來”，實是冤案苦主們不幸中的萬幸。

而有多少冤案苦主仍在漫無目的地等待下一起“真兇落網(wǎng)”或“死者歸來”，不得而知。要改變這種平冤糾錯模式，就得改變錯案的發(fā)現(xiàn)機制。從這層意義上說，念斌案的疑罪從無較之呼格吉勒圖案的平冤糾錯就具象征意義。

當然，呼格吉勒圖案的糾錯似乎也是疑罪從無。從再審判決書所陳述的無罪理由上看，一是呼格吉勒圖供述的犯罪手段與尸體檢驗報告不符；二是血型鑒定結論不具有排他性；三是呼格吉勒圖的有罪供述不穩(wěn)定，且與其他證據(jù)存在諸多不吻合之處。總之，“原判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故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

呼格吉勒圖案的再審為何不需要疑似真兇趙志紅的證供，這就是理由。其實僅憑當年一審、二審裁判文書就可看出此案“證據(jù)不足”。因再審也是書面審理，所述三項理由中，第二項人盡皆知：僅憑血型鑒定怎會有“排他性”？即便當年DNA鑒定不普及，也不能如此采證并將這一不具“排他性”的血型鑒定作為關鍵證據(jù)。第一項和第三項基本可從案卷材料的比對中得出答案。

呼格吉勒圖案的再審以“原判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為由，對呼格吉勒圖案也進行了“疑罪從無”。這一糾錯方式是否會給此案的究責帶來影響，以及可能帶來何種影響，目前尚難預測。但與呼格吉勒圖案相似的河北“聶樹斌案”可能也會采取同樣的糾錯方式。與“聶案”相關聯(lián)的疑似真兇王書金，目前還在等待最高法院的死刑復核。而最高法之所以在王書金案還沒有復核結論之前，就指令山東高院來對“聶樹斌案”進行異地復查，其中原委最大的可能就是，如果聶案有錯，它就一定能單獨糾錯，而不需要疑似真兇的輔證。

由此也就產(chǎn)生了制度性的冤案發(fā)現(xiàn)機制：若為錯案，就算沒有“真兇歸來”或“死者復生”等橋段，只要書面復查發(fā)現(xiàn)有“事實不清、證據(jù)不足”的，也應啟動糾錯程序。但由于在那個還奉行“偵查中心主義”的年代里，對證據(jù)標準的把握遠不如今天這樣的精細和嚴格，以今日之證據(jù)標準去衡量那個時代的裁判標準，可能發(fā)現(xiàn)多少疑似錯案，還真不好預斷。只是為借助制度正義去促進普遍正義，這一工作雖有難度，但也應勇敢面對。一拖8年的呼格吉勒圖案能夠在民意的一片認同聲中實現(xiàn)平冤，找出那些隱藏的錯案也同樣會得到多數(shù)民意的支持。清理舊賬，是為更好地前行。有錯必糾之后，方能心無牽絆地給民眾一個確定性的答案：制度正義已然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