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彭博社報道，知情人士透露，正值銀行業(yè)高管降薪進行時，中國銀行薪酬最高的信貸風險總監(jiān)詹偉堅離職。

作為市場化外聘高管，中行的信貸風險總監(jiān)詹偉堅2013年度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加上各種福利總年薪高達850.18萬元，扣除延期支付部分，當年稅前實際支付年薪711.84萬元。該年薪水平在當年所有中國上市銀行高管中最高。作為大型國有銀行的部門高管，如此之高的薪酬格外“扎眼”。

去年央企高管限薪制度開始醞釀后，據(jù)有關媒體透露，去年8月《中央管理企業(yè)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過審批，央企、國有金融企業(yè)主要負責人的薪酬將削減到現(xiàn)有薪酬的30%左右，削減后年薪不能超過60萬元。該方案今年1月1日起實施。不過，至今沒有見到官方權威消息。假如此消息屬實的話，那么，中行信貸風險總監(jiān)詹偉堅2013年度850萬元年薪是最高60萬限薪封頂?shù)?4倍之多。

“好事”的媒體，將央企限薪令與中行信貸風險總監(jiān)詹偉堅辭職相提并論進行報道，并且以央企限薪“槍打出頭鳥”為標題，報道內容雖然沒有明說是因為限薪令而辭職，但給社會民眾的暗示好像是因為央企限薪逼迫辭職的。

其實，央企限薪與中行這位外聘天價高薪高管辭職“一毛錢”關系都沒有。這次央企限薪令有一個原則是，實現(xiàn)二元薪酬制度。大部分高管如董事長、行長等，按照財政部《中央金融企業(yè)負責人薪酬審核管理辦法》規(guī)定領取薪酬。而市場化招聘的高管則按照市場化薪酬執(zhí)行。中行這位高管就屬于后者，根本不在限薪行列。媒體報道將央企限薪與中行最高薪高管辭職并列在一起，傳遞出的信號是別有用心的。這種媒體誤導性報道危害性非常之大。

至于中行信貸風險總監(jiān)詹偉堅為何此時辭職，也許是其個人原因，也許是長期在渣打銀行、信孚銀行、德意志銀行等完全市場化機制企業(yè)里任職與政府管制程度比較高、準計劃機制的國有銀行的觀念、文化、機制以及重大決策的思路等碰撞和矛盾較大，使其很難發(fā)揮自己的從業(yè)經驗和智慧的原因等等。當然，這也僅僅是筆者的分析和妄加猜測而已。具體原因如何，作為上市公司的中行應該盡快發(fā)布和披露官方權威消息。

中行信貸風險總監(jiān)詹偉堅在央企限薪進行時辭職，也引發(fā)一些對央企限薪問題的思考。在一個企業(yè)里，實行非市場選拔與市場化機制選拔的高管人員二元薪酬制度只能是過渡性、臨時性，而不能成為長遠之計。市場化選拔的高管拿著遠遠高于非市場選拔高管的薪酬，在一個企業(yè)里將會產生許多矛盾和不適應。

無論是市場化選拔的高管，還是任命制的高管，在選拔任命結束，進入公司企業(yè)開始工作后，其工作量和責任可能是一樣大的。同時，目前國企包括國有銀行市場化選拔的高管，要么是副職，要么是部門負責人，反正在企業(yè)里不是職務最高的董事長和總經理。但卻拿著遠遠高于最高職務者的薪酬，其本人就會感到不適應甚至難堪。企業(yè)公司里任何人都會放出“你比董事長和總經理薪酬還高”的五味雜陳的眼光。這一點不知道是不是中行最高薪高管辭職的原因之一。

因此，央企限薪制度包括實行的二元薪酬制度，都不是長久之計，應該作為權宜之計和過渡性制度安排。根本出路在于讓央企徹底完全市場化，讓央企所有高管完全徹底實行市場化公開招聘，徹底取締央企的行政級別待遇，使其真正成為完全的市場細胞。

對于已經改制上市的央企包括國有銀行等金融企業(yè)，甚至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根據(jù)需要隨時賣出國有股權、隨時利用國有資本買入任何公司的股份。由過去管理國企轉到重點管理經營運作國有資本上，把國有資本徹底搞活。還可以發(fā)揮國有資本強大的控制力，引導產業(yè)結構和市場走向。當然，這種控制力和引導力完全是市場化手段實施的，比如：在資本市場通過購入和賣出企業(yè)股份，實現(xiàn)國有資本的控制力和引導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