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女孩閆敏因辦理教師資格證,需要居委會開具無犯罪證明,居委會要求必須派出所先開具無犯罪證明,派出所要求,需要無犯罪證明的單位先開需要無犯罪證明的證明,他們才能給開無犯罪證明,這讓閆敏很無奈。(4月22日人民網) 相比于“證明我媽是我媽,怎么就這么不容易?”的奇葩,如此繞口的無犯罪證明一點也不遜色,為什么有部門樂此不疲地開展著“奇葩證明”比賽呢? 某門戶網站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僅7.6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遇到過政府部門要求開具證明的情形。不少人列舉了更為奇葩的證明,如“證明自己還活著”,“證明我女兒是我女兒”,老百姓只有圍繞著“奇葩證明”而沒有辦法解脫嗎? 長期以來,我們崇尚構建全能政府,對所有事務都大包大攬。因為政府能力是有限的,面對紛繁復雜的局面和民生需求,最終讓“奇葩證明”比賽屢屢上演。 無論是為民辦事,還是保證政策的順利推進,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知道什么是民意、民事和民情。服務政府不僅僅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更是一個注重充分滿足公眾需求的回應型政府,有效政府的本質就在于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優(yōu)化。管理機構的責任越大,越能滿足民眾的要求,表明善治的程度就越高。但“女子開無犯罪證明,被要求開具無犯罪證明的證明”讓我們看到了相反的一面。 《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當務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通過一定的規(guī)則和權限設置,讓公民基本情況實現共享。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改變公民權利貧困和弱勢的一面。在相當程度上,“奇葩證明”比賽是公民權利貧困的隱喻,是權利無力感的表征。 當前,除了社會管理技術手段的落后,還有很多群體的常規(guī)權利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正因為如此,就要充分認識和警惕奇葩的證明比賽背后,是公民權利弱勢和貧困的實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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