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女孩閆敏因辦理教師資格證，需要居委會開具無犯罪證明，居委會要求必須派出所先開具無犯罪證明，派出所要求，需要無犯罪證明的單位先開需要無犯罪證明的證明，他們才能給開無犯罪證明，這讓閆敏很無奈。（4月22日人民網）

相比于“證明我媽是我媽，怎么就這么不容易？”的奇葩，如此繞口的無犯罪證明一點也不遜色，為什么有部門樂此不疲地開展著“奇葩證明”比賽呢？

某門戶網站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僅7.6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遇到過政府部門要求開具證明的情形。不少人列舉了更為奇葩的證明，如“證明自己還活著”，“證明我女兒是我女兒”，老百姓只有圍繞著“奇葩證明”而沒有辦法解脫嗎？

長期以來，我們崇尚構建全能政府，對所有事務都大包大攬。因為政府能力是有限的，面對紛繁復雜的局面和民生需求，最終讓“奇葩證明”比賽屢屢上演。

無論是為民辦事，還是保證政策的順利推進，最起碼的要求就是知道什么是民意、民事和民情。服務政府不僅僅是一個有能力的政府，更是一個注重充分滿足公眾需求的回應型政府，有效政府的本質就在于實現公共利益的最優(yōu)化。管理機構的責任越大，越能滿足民眾的要求，表明善治的程度就越高。但“女子開無犯罪證明，被要求開具無犯罪證明的證明”讓我們看到了相反的一面。

《人民日報》的評論指出：解決證明過多過濫問題，當務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通過一定的規(guī)則和權限設置，讓公民基本情況實現共享。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改變公民權利貧困和弱勢的一面。在相當程度上，“奇葩證明”比賽是公民權利貧困的隱喻，是權利無力感的表征。

當前，除了社會管理技術手段的落后，還有很多群體的常規(guī)權利得不到有效的制度保障，正因為如此，就要充分認識和警惕奇葩的證明比賽背后，是公民權利弱勢和貧困的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