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開展強有力的反腐肅貪和反“四風”活動，政治氣候和社會風氣明顯好轉，為破解“能下”難題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把“能進能出”難題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先突破“能上能下”難題，為從嚴治黨首先立足于從嚴治官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p>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開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guī)定（試行）》。《規(guī)定》是黨內首部直面“官員能上不能下”老大難問題，并力求破解此難題的規(guī)范性文件，將對完善我國選官用官制度，重構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tài)產生深遠影響。（相關報道見6月27日《北京青年報》）

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選官用官制度的頂層設計，首先要圍繞“能上能下”和“能進能出”兩個層級展開。由于各國政制安排的差異，這兩個層級在選官用官制度設計時的權重各有不同。在我國現(xiàn)有制度框架下，官員“能上能下”殊為不易，“能進能出”則更為困難。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我國分步驟在不同層級探索干部“能上能下”和“能進能出”改革，近三十年間，“能上能下”已收獲一些探索性成果，“能進能出”的探索則依然處于初級階段。

就“能上”而言，核心的難點在于如何選官，用何種標準選官，如何排除任官唯親、山頭主義、“小圈子”和“兄弟幫派”對選官標準的侵蝕與干擾，以及一旦選官出現(xiàn)重大失誤時，“伯樂”包括黨委主要負責人該承擔何種政治責任，需要承受何種政治后果等。就“能下”而言，核心的難點比“能上”更多更大，且更不易度量和把握。圍繞“能上”的角逐中，就算有人因吏治不彰被“逆淘汰”，或者被不正當操作排擠出局，其原有職位職級相對應的職權和待遇尚不至于受到直接損害或被剝奪，所以，“能上”環(huán)節(jié)發(fā)生腐敗，其對本該上而沒能上的官員的影響，通常還不是致命性的。

“能下”則不同，一旦現(xiàn)職官員因能力不夠或庸懶散被免職、降職、撤職或降級，就意味著與職位職級掛鉤的各類待遇，包括工資、獎金、住房、用車、醫(yī)保以及退休金等，都可能受到直接的影響。“能上”若處置失當，主要受損的是整個政治生態(tài)，“能下”若處置失當，還將直接“得罪”官員本人及其背后的特定利益群體。當“能上”與“能下”都成為問題時，“能下”對各級黨委及組織部門而言顯然更為煩難，由此引發(fā)和派生的矛盾、困惑也越來越多，最終形成官員普遍“能上不能下”的困境。

近些年，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央開展強有力的反腐肅貪和反“四風”活動，腐敗蔓延、“四風”泛濫的勢頭受到遏制，政治氣候和社會風氣明顯好轉，為破解“能下”難題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通過重申、強化一系列黨紀黨規(guī)、政紀政規(guī)并從嚴執(zhí)紀執(zhí)規(guī)，一批涉及腐敗或違紀違規(guī)但尚不至于觸犯刑律的官員，以及雖未直接腐敗但平日里尸位素餐的官員，已經嘗到了“能下”的滋味。其中最典型的要數(shù)前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趙智勇，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由副省級“斷崖式”降至正科級。

正是有了上面這些“能下”的探索實踐，才為《關于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若干規(guī)定（試行）》的頒行開辟了通道。由于是“若干規(guī)定”，而且還戴著“試行”的帽子，意味著《規(guī)定》尚不是專門用于“能下”操作的正式規(guī)定，而只是一種在全國范圍內進一步探索的試驗性規(guī)定，探索和試驗的過程，也是《規(guī)定》進一步增補、完善、細化、成熟、適用的過程。等到條件成熟，“試行規(guī)定”將升級為正式的規(guī)定，最終由黨內文件升級至專為“能上能下”操作量身定制的黨內法規(guī)。

把“能進能出”難題先放一放，集中精力先突破“能上能下”難題，為從嚴治黨首先立足于從嚴治官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保障，從思路、理路到實務，無疑更具有可操作性。循此漸進式推進，中國特色的選官用官制度必可揚長避短日趨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