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shù)百年以來，中國古典文獻特別是中國哲學被譯成西方語言，一開始就被套上基督教的神學框架，這種“基督化”的烙印至今隨處可見。漢英詞典中對于中國哲學詞匯有不少譯法欠妥，卻長期被奉為規(guī)范，誤導后學。要克服西方人對中國哲學的不準確理解甚至是曲解，就必須準確翻譯中國哲學詞匯，讓中國哲學講中國話。

英籍奧裔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說過，語言的界限就是我們世界的界限。而西方現(xiàn)有對中國哲學詞匯的翻譯，沒有準確傳達中國哲學所秉持的宇宙觀。人們在進行翻譯時首先應意識到，這一工作是在面對一種與自身不同的世界觀。中國哲學詞匯與西方哲學概念所傳達的世界觀相去甚遠，用西方哲學概念難以完整表達中國哲學詞匯的意義。例如，說到儒家倫理，古漢語就沒有對應于西方“ethics”或“morals”的詞匯；再如，當代西方流行的 “freedom”（自由）、“right”（權利）、“autonomy”（自主）、“individual”（個體）、“rationality”（合理性）、“democracy”（民主）、“private”（私人）等，在古漢語中也找不到對應的詞。正因如此，歷史上西方耶穌會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絕大多數(shù)的溝通交流都不成功。

西方當代哲學家對中國哲學的態(tài)度是矛盾的：一方面對中國哲學很感興趣，希望了解；另一方面又不愿將中國哲學視為一種嚴肅的哲學探求，不承認它作為哲學學科的地位。這在一定程度上可歸結為翻譯者們對中國哲學詞匯缺乏深入理解，其翻譯的中國哲學著作難以讓西方的哲學專業(yè)人士準確把握。做翻譯和進行文化比較一樣，都不能一廂情愿和簡單化，而必須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結合，這是原汁原味地理解對方文化的一種必要意識。比如，對待儒家的“角色倫理學”，我們首先需要做的是讓儒家倫理學從西方倫理學的語境中脫離出來，使它返回到自己的語境中去，讓它自己講述自己。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找到儒家倫理學本身的語境，即先看它的漢語版本，找出它的核心倫理詞匯，想辦法弄懂它們說的是什么。也就是說，第一步是先讓儒家倫理學顯示自己的“主體性”，第二步再把它放到與別的哲學傳統(tǒng)對話的位置。

在翻譯和文化比較中堅持主觀與客觀相結合，一方面需要利用西方的經(jīng)驗，另一方面需要還原出一個語境，即中國哲學敘事說理時的情景。只要我們想對中國哲學傳統(tǒng)有一個較為原汁原味的理解，就必須把那些情景考慮進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哲學經(jīng)典《易經(jīng)》所提供的自然宇宙觀詞匯對我們進行中國哲學詮釋具有基礎意義。在這個詮釋語境中，中國哲學文化能夠以自己的詞匯講述它自己，從而顛覆以往很多西方人的翻譯。它告訴我們：儒學是“準無神論”的；儒家所說的“天帝”，不是西方人頭腦中的“天主”或“上帝”，中國智慧不需要上帝這個理念；儒學的“倫理道德”，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神性；儒學中的“人”是關系性的，而不是個體性的；中國社會是社群社會，西方的自由主義在中國哲學傳統(tǒng)中沒有位置；中西哲學傳統(tǒng)講的“超越”，內(nèi)涵和實質存在重大差別；西方哲學追求“絕對真”，中國哲學探求的是“道”；現(xiàn)代中國成功避免了全盤西化的最糟糕結果，而繼承了儒學中“生生”“仁民”等眾多合理要素；等等。

（作者為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主席、美國夏威夷大學哲學系教授。原文為英文，田辰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