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佞臣秦檜書法一流，據(jù)說不在顏柳之下，我們至今使用的宋體字便是他的發(fā)明，其詩文在當時也堪稱一絕；乍看那滿紙字體方正、內容華美形神兼?zhèn)鋵徝理嵨兜奈恼聲r，誰能想象到他的陷害忠良、賣國求榮的小人行徑？ “莫須有” 杰作足以證明這一文化人的兇險陰毒比起一般的暴戾之徒有過之而無不及，難怪會被后人所唾棄，連其后代子孫也發(fā)出“人從宋后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的感慨！

其實文化人和許多平常人一樣，不是不會作惡，只是沒有機會罷了！曹雪芹筆下的賈雨村，在沒有發(fā)達時，倒是循規(guī)蹈矩低調做人，頗具文人應有的良知；一旦中舉做官，在關系到自己利益和仕途時，卻昧著良心，葫蘆僧判斷葫蘆案，親手把恩人之女甄英蓮的幸福葬送；賈雨村有沒有拷問自己的內心我們不得而知，但他一定為自已的再次作惡尋找過理所當然的理由，于是他又恩將仇報于賈府，用人性與良知的一再墮落，換得官場平步青云，在如魚得水間，在八抬大轎簇擁下，他忘乎所以了，那頤指氣使的作派，那飛揚跋扈的神態(tài)，完全忘卻當初身為草根時的貧寒與卑微！

在歷史的長河中，文化人作惡、昧良心可謂燦若群星，綿延不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文化人集體墮落的一次大表演！面對浩劫，軟弱的文人不敢說出真話，保持沉默也是難能可貴，偶爾說幾句應景的奉承話，都可以理解，倘若充當急先鋒，搖舌吶喊便是涉及做人的準則與底線；當時文化界的領軍人物之一的郭沫若便是一個典型，面對“文革”這一民族災難，不但沒有說半個不字，卻大肆歌功頌德，寫下《水調歌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內容阿諛奉承令人作嘔；僅僅過了五個月，又寫下《水調歌頭?粉碎四人幫》，立場與站位完全迥異，“調頭”如此之快，讓人嘆為觀止！我們仿佛看到部分中國文人，為了保住官位或既得利益，讓本應高貴的靈魂飄蕩在良知之外的可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