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對外要維護(hù)信用，對內(nèi)也要建立信譽，面對國家民眾才能形成政府公信力。《論語》中就記載有關(guān)于公信力的討論，學(xué)生子貢曾向孔子詢問治國之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充足糧食、充足兵力、人民能信任政府，這就是治理政事之要。但子貢總有進(jìn)一步的思考，他繼續(xù)問，在這三者理如果必須要去掉一項，能去掉哪一方面呢？孔子說，“去兵”。子貢還想探尋答案的唯一性，于是又問，如果再去掉一項，在糧食充足與人民信心里，能放棄哪一方面？然而這道艱難的選擇題沒有令孔子為難，孔子斬釘截鐵地告訴他：“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的治國理念是，在迫不得已之下，糧備可以去掉，沒有糧食，不過是死而已，但自古以來誰也免不了死亡?？墒鞘チ巳嗣竦男湃危瑖揖土⒉黄饋砹?。

因此，政府必須要能取信于民，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問政、論證；因此，宋代宰相王安石也從治國實際出發(fā)，言古論今地總結(jié)說“自古驅(qū)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政府傳遞給人民的信義力量重過百金，這就是中國思維中的政論、政見。

所以，國之信，重九鼎。對內(nèi)，民無信不立，對外，國無信不威。

信，與個體每一個人的關(guān)聯(lián)更為密切，我們平日里，一句邀約的問候語、一篇工作的保證書、一段信誓旦旦的承諾，都是在進(jìn)行著某種信約的發(fā)起和踐行，在這過程中，可能言者無心，然而信者有意。我們每一天的言行印證、每句話的結(jié)果論證、每個人的印象旁證，都是比印蓋在契約上的人名章更有說服力、更有真實度、更具考驗性的人生信義證明。

信，就是要對自己的每一句話負(fù)責(zé)，也許有時候只是夸張的表達(dá)、只是隨意的答應(yīng)，可是語言之后沒有行為的續(xù)接、沒能圓滿的完成，這段話就缺少了漂亮的收尾、這個人就缺少了完整的責(zé)任意識，言過其實，便成了言而無信的人。正如孔子感嘆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币粋€人如果不講信義，簡直不知道他該怎么辦！

所以古人對自己出言十分謹(jǐn)慎，從戰(zhàn)國時期的《春秋谷梁傳》就態(tài)度鮮明地指出：“言而不信，何以為言！”如果不能守信，那何以要說話！到漢代的《大戴禮記》更同意這觀點，說：“可言不信，寧無言也！”如果言而無信，那就寧可不說話！宋代程頤進(jìn)而總結(jié)道：“人無忠信，不可立于世。”沒有忠信之心的人，不可立世為人。這樣看來，信，不是品格的高層次要求，而是人生的必要性條件。

故此，古人對“信”的教育和反思時刻警醒在心頭?！俄n詩外傳》中就記載了“孟母不欺子”的一段故事。孟子小時候，和其他孩子一樣喜歡好奇地問為什么，他看到鄰家殺豬，就問母親，他們?yōu)槭裁匆獨⒇i？孟母心不在焉地隨口打發(fā)他說：殺豬給你吃！但是話剛脫口而出，她就后悔了，想到孩子已有認(rèn)知觀念，怎么可以傳輸他“人無信義”的理念呢？于是，貧寒度日的孟母依然拿出錢來向鄰家買了豬肉，只為給孟子傳達(dá)“言出必行”的教育理念。孟子能成為僅次于孔子的儒家“亞圣”，實在離不開母親對他幼年的點滴教育。

育人如此，自育亦然。成年后的孔子，也是不忘隨時對自我進(jìn)行反思教育，他要求自己每天多次反省自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xí)乎？”為人辦事盡心了嗎？與人相交誠信了嗎？所學(xué)知識踐習(xí)了嗎？為事要忠、為人要信、為學(xué)要習(xí)，孔子最看重的人生品格里，信，就是關(guān)乎能否立身的重要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