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

努力建設具有新生命的黨

紅四軍軍長朱德，當年43歲，是軍中最年長的前輩，深受指戰(zhàn)員的尊崇愛戴。他與毛澤東所走的革命路徑并不相同，卻在1928年春天在井岡山走到了一起。這支以他們二人姓氏冠名的“朱毛紅軍”，不僅成為當時中國紅色武裝的一面旗幟，也是他們親密無間、不可分離的象征。曾經采訪過兩人的美國記者韋爾斯形容他們是一對“孿生天才”“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政治頭腦，朱德是他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他的生命?！?/p>

他與毛澤東從不佩槍不同，他總是槍不離身，身邊跟隨著配備機關槍的警衛(wèi)，必要時甚至直接指揮單個戰(zhàn)士作戰(zhàn)。1928年6月，朱德率領陳毅、何長工等一批將領和由240名共產黨員組成的10個戰(zhàn)斗集群，打響攸關井岡山存亡的七溪嶺戰(zhàn)斗。戰(zhàn)斗中，他親自端起機關槍，沖鋒陷陣，大獲全勝。

然而，天下沒有常勝將軍，朱德也經歷過多次刻骨銘心的失敗。特別是1929年初向贛南轉移途中在吉潭圳下村遇險，他的夫人伍若蘭被捕犧牲，給他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面對紅四軍成立以來黨內第一次出現(xiàn)的重大思想分歧和原則爭論，朱德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毫無疑問，對于黨對軍隊的領導，朱德從不懷疑，從不動搖。然而對于黨的領導方式、領導地位和作用等問題的認識存在差異，特別是對于毛澤東提出的3條最高原則，他有自己的解讀。根據前委的要求，朱德也把自己的意見公之于眾。朱德認為，黨應該經過無產階級組織的各種機關（蘇維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否則必然會使黨脫離群眾，使黨陷于孤立；對于“一切工作歸支部”，朱德表示不僅不反對這一原則，而且認為紅四軍在這一原則上堅持得不夠，成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另外，朱德還認為，黨員在黨內要嚴格執(zhí)行紀律，只有執(zhí)行鐵的紀律，方能培養(yǎng)全體黨員永遠跟黨走的堅定信仰。朱德呼吁大家積極努力，糾正黨內各種錯誤，“使黨內一切不正確的、一切錯誤都要應有盡有的洗除，努力建設新生命的黨”。

紅軍黨內的民主作風雖然有過于寬泛之弊，卻也有利于各種不同思想的交鋒與相互切磋交流。在隨后召開的紅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各種意見得到了充分的闡述。然而面對如此錯綜復雜和長期積淀的意見，會議的主持人陳毅深感力不從心，難以達成一致，只能把這些意見匯總報送黨中央，隨后又親自前往上海向中央作詳細的報告。

在隨后的兩個多月，毛澤東到地方指導工作和養(yǎng)病，陳毅前往上海，紅四軍的重任落到了朱德一人身上；而國民黨軍又大軍壓境，緊緊相逼。朱德別無選擇，挑起了這份重擔，指揮紅四軍五千將士，一舉挫敗了閩粵贛三省敵軍的“會剿”；繼又攻占號稱“鐵上杭”的閩西重鎮(zhèn)，紅四軍發(fā)展到七千人。一時兵強馬壯，軍心大振。隨后他又奉中央命令出擊廣東東江，然而兩進梅縣，兩度受挫。朱德感到疲倦了，紅四軍的力量也被削弱了。特別是在出擊梅縣途中，他視為“出色將領”的第二縱隊司令劉安恭以及200多名將士犧牲，他為此深感痛苦。后來，他曾與史沫特萊談起這件事情時說，“我們每一個士兵都是革命的寶貴財富”。

占領上杭以后，朱德曾經積極籌備召開紅四軍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但是因為條件不成熟，毛澤東又因病不能應約到會，政治上缺了中心，會議開了三天，毫無結果。如今梅縣失利，毛澤東、陳毅尚未回到軍中，朱德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熱切期盼他們早日歸來。

待陳毅穿越層層封鎖，帶著中央的“九月來信”從上海回來后，朱德重新審視自己的行動和理論，找到了自己同毛澤東、周恩來的思想契合點。這個契合點，就是毛澤東堅持的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的原則，和他自己提出的“建設新生命的黨”主張的結合。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契合，在毛澤東回紅四軍以后，朱德毫不猶豫地拋棄了先前黨內爭論的那些分歧，同毛澤東、陳毅一起，共同承擔起對紅四軍的整頓，全力一致地做好召開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

（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福建省中共黨史學會會長）

(《解放軍報》2014年10月31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