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南株洲市響石廣場，有一名身材高挑的英國姑娘莉亞，每天揮舞著手上的小旗子，示意市民按交通規(guī)則過馬路，并對接收到的“熱辣”目光報以友善的微笑。莉亞會用中文說：“你好，請自覺遵守交通規(guī)則”、“我愛株洲，希望我們一起讓這座城市更漂亮?！?/p>

有市民表示：“有國際友人在，我們怎么好意思亂穿馬路?！?/p>

這種現(xiàn)象引來鳳凰網“小編”的好奇心，他進行了一番分析研究，看出中國人熱衷于與歐美接軌，于是“外來的和尚好念經”?！靶【帯边€發(fā)現(xiàn)中國人人格分裂：一方面是“向外國人獻媚是正道”，另一方面民族自尊心膨脹，“印象中文明守法的外國佬都來管咱過馬路的事兒了，不為中華民族爭口氣簡直枉為人”。

這類冷嘲熱諷說到底，是把問題歸結為一個道德問題、人品問題，崇洋媚外、自尊心膨脹不都是道德與人品問題嗎？幾天前，九十歲高齡建筑學家吳良鏞在人民大會堂作科學職業(yè)倫理報告，6000名研究生中有幾個人打瞌睡，輿論也是一片道德譴責。一切都歸結為道德，解決的辦法也是道德譴責和道德訓導。

如果我們把道德理解為價值理性，這些價值的實現(xiàn)肯定需要工具理性，也就是需要一些可操作的手段、方法。康德提出“道德律令”的時候，就闡述了方法論問題。中國儒家有世界上最高的道德標榜，但是缺乏工具理性，于是淪為魯迅筆下的偽善。

公民的道德觀念必須依靠教育，而教育有一個方法問題，事實上教育又跟實踐密不可分。且不說我們的公民道德課一直付諸闕如，就算各級學校有道德教育，也就是開展說教，寫幾條標語，大家喊一陣口號，就完事了。

有一個重要的差異，歐美有發(fā)達的倫理學，而中國連大學都瞧不起這門學問。比如中國有七八百所法學院，其中只有中國政法大學有法律職業(yè)倫理學課程；而在美國，倫理學是法學院僅有的幾門必修課之一。醫(yī)學倫理學，在西方也是一門很顯要的課程，而在中國，也是剛有人在倡議開設。沒有關于道德的理論之后，道德就只能是無頭的蒼蠅。

這兩年國內很多人知道，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主講的政治哲學、倫理學公開課風靡世界，在哈佛每堂課都有上千聽講者。桑德爾吸引人的主要原因，是他與聽眾積極互動，他能夠調動人們積極思考我們身邊的倫理問題。

城市居民是否亂穿馬路或者闖紅燈，這是一個公德問題，而道德離不開認知主體與實踐主體。桑德爾風靡中國告訴我們，對道德的認知不僅僅是被灌輸某些道德觀念，我們每個人應當作為主體參與討論。參與討論的人，接受道德觀念的可能性肯定比僅僅被強加道德命令的人要高，他的主體性被激發(fā)，參與道德實踐會更自覺。

中國人喜歡亂穿馬路不假，但道德譴責于事無補。在遵守規(guī)則的問題上，沒有生而知之者，也沒有一知即能奉行到底者，我們亟須引入工具理性。一名英國姑娘勸阻株洲人亂穿馬路，就像禪宗的棒喝，使人們直面公德問題，這算是一種特殊的對話以及對主體的喚醒。

在公共生活中，道德的認知、內化與實踐沒有捷徑可走。英國姑娘莉亞走后我們怎么辦？不在道德譴責之外找到一種系統(tǒng)方法，光是對中國人冷嘲熱諷，問題肯定無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