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來，廣西都安瑤族自治縣高中校長莫振高用微薄的工資資助近300名貧困生，讓他們進入大學；先后籌集3000多萬元善款，資助1.8萬名貧困生圓了大學夢。他說:“幫一個貧困生，就是幫一個家庭！” 3月9日，這名“化緣校長”辭世。無數人在微博等社交平臺紛紛表達了自己十分沉痛的心情。都安學校的學生自發(fā)舉行“停電”儀式，數十間教室同時熄燈，時間長達3分鐘，他們這樣做只為莫校長默哀3分鐘。

這名校長一心為學校、為學生的精神令人敬佩，但是，對“化緣校長”的關注，不應僅停留在道德層面，還應思考另外兩方面問題，其一，當地政府是否依法履行對教育的投入、對貧困生的救濟責任；其二，作為辦學者，向社會募集辦學經費，是“分內”之事，還是崇高的道德行為？

在筆者看來，如果政府沒有保障教育投入，迫使辦學者“化緣”辦學，這需要追究政府責任。與此同時，還應以新的校長職業(yè)化的觀念，來審視校長的職責。作為職業(yè)化的校長，參與社會活動，為學校尋求更多合作機會、募捐資金，應該是分內事，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額外工作。

保障貧困學生求學，首先是政府部門的責任，不能把解決貧困學生的困難，交給學校和校長。廣西作為西部省區(qū)，從2009年起，開始設立普通高中助學金，對全區(qū)4萬名高中家庭經濟困難學生進行資助。這是政府履行救濟貧困生責任的重要措施。因此，如果在2009年之前，都安高中的貧困生靠校長“化緣”救濟，是因政府沒有相應投入的結果，那么，在2009年政府設立高中助學金之后，就不應該再由學校想辦法救濟貧困學生。

一所學校的辦學經費，應該由舉辦者（公辦學校舉辦者為政府部門）保障，辦學者在舉辦者保障基本的辦學經費的同時，還需要從學校更好發(fā)展、學生更好成長出發(fā)，拓寬學校的辦學資源，尋求與社會機構的合作，獲得社會機構、社會人士、校友的捐贈。像公辦高中和大學，在國家設立國家助學貸款、政府助學金的同時，可以爭取企業(yè)、企業(yè)家、社會人士、校友在學校設立助學金，給學生提供更多的獎學、助學渠道，可以與企業(yè)和社會機構合作，在學校建圖書館、實驗室、生活中心，改善學校辦學環(huán)境。簡單地說，就是在財政撥款保障教育投入的同時，學校必須拓寬辦學資源，不能單靠財政撥款。

在國外有的公立大學，財政撥款也只占學校辦學總經費的50%左右，其余的由學生學費、校友捐贈、社會募捐、學校經營所得。公辦高中也類似，學校在獲得政府撥款的同時，還拓寬辦學資源，為學生提供更好的成長環(huán)境。而針對學校向社會募捐，整個社會也建立規(guī)范的教育慈善制度，形成良好的教育慈善風氣。社會機構、個體向學校辦學進行捐贈是十分正常的，不會給人學校是在“化緣”，社會機構、個體是在“施舍”的感覺。學校為獲得更多的社會捐贈，還會組成專業(yè)團隊，聯(lián)系社會機構、企業(yè)家、校友。

在這方面，我國的大學近年來剛起步，但離專業(yè)化、規(guī)范化，還有很大差距。有的高中也開始重視社會募捐，可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校長的認識，因此，社會多以道德視角而非職責角度來看校長積極募捐的行為。再就是，我國學校社會募捐都與缺乏資金、貧困聯(lián)系在一起，似乎學校辦學資金充足，就不需要社會募捐，可在國外，一些辦學資金充足的世界一流大學，照樣十分重視募捐，從學校獲得社會募捐額看，哈佛大學的校長可謂最大的“化緣校長”。

政府保障投入和學校拓寬資源，是不矛盾的，兩者不可替代——政府部門不能因學校拓寬資源，而不履行投入、保障責任，學校也不能全部依靠財政撥款，尋求社會合作和社會募捐，是學校辦學的常態(tài)，也應該是職業(yè)化校長的職責之一。如果這兩方面責任清晰，也就不存在“化緣校長”一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