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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自中央提出“八項規(guī)定”、“六項禁令”等要求以來,各地官辦會議和活動大操大辦、大吃大喝等現(xiàn)象明顯改觀。眼下年關漸近,廉儉作風能否經(jīng)受住新的考驗,無疑是關系作風轉(zhuǎn)變?nèi)〉们袑嵆尚У挠忠坏绹烂C考題。

                        “廉不廉,看過年”,這話著實簡單而深刻。歲末年初歷來是聚會活動、吃喝送請的高峰期,一些單位和個人常常借此慷公家之慨,由此滋生出“舌尖上的浪費”、“人情中的糖衣炮彈”等亂象,敗壞著黨和政府形象,也腐蝕著社會風氣。近年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件,就不乏在節(jié)日期間大肆“張嘴”和“伸手”的丑惡面孔。

                        擋住年味包裹下的感情投資,扭轉(zhuǎn)借年關過度消費的慣性,對于領導干部黨性原則和品質(zhì)作風是莫大的考驗。剎住這股久遭詬病的吃喝風、浪費風和腐敗風,對深入持久開展轉(zhuǎn)作風活動,可謂意義重大。

                        一段時間以來,各地酒局少了、會議短了、迎來送往的負擔輕了,作風轉(zhuǎn)變顯而易見,備受社會肯定。不過,就在中央三令五申、領導同志率先垂范的背景下,近來仍有一些地方曝出三公消費揮霍浪費的丑聞。為逃避監(jiān)督將公款吃喝的“戰(zhàn)場”從酒樓轉(zhuǎn)向私密場所,或以個人名義訂單訂臺來掩蓋公款揮霍,一些地方領導干部甚至對曝光的負面典型報以同情態(tài)度。如此種種,都表明轉(zhuǎn)作風絕非易事,在這樣的重要節(jié)點更得經(jīng)受考驗。

                        轉(zhuǎn)作風是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重在持之以恒,不能囿于一時一地,也要重視防微杜漸,不能容忍以各種借口搞變通、打折扣,切不可讓節(jié)慶、年關等成為放寬要求的特例,并為此而疏忽和懈怠。

                        法紀有約束,公眾有關切,期待紀檢監(jiān)察、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形成合力,使官場廉儉風氣能夠經(jīng)受住“年終考”,更使廉潔自律、厲行節(jié)儉成為廣大黨員干部的自覺行動。

                        遏制鋪張浪費,根本的出路還在于制度。再多的高喊“嚴禁”和“不準”,如果沒有翔實、可操作的科學規(guī)定,難免不流于形式和一陣風

                        眼下各個地方紛紛制定措施,落實中央反對公款浪費的規(guī)定,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值得稱道。但是,仔細審讀一些落實措施,有的是給轉(zhuǎn)變會風和作風的規(guī)定里加進去了一些反浪費的內(nèi)容,有的新內(nèi)容和過去的規(guī)定相互重復,干巴巴的幾個“嚴禁”和“不準”之下,難覓更詳盡的規(guī)定和可操作性的規(guī)定,未免太粗糙,必然影響反浪費的落實力和執(zhí)行力。

                        厲行勤儉節(jié)約,反對鋪張浪費,需要把浪費的權力關進遏制和杜絕浪費制度的籠子里,更要通過制度設計,讓權力敬畏制度,順應制度,落實制度,既要反對和打擊“老虎”,又要反對“蒼蠅”,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唯有在制度上下功夫,讓制度來管理,體現(xiàn)制度之硬,用硬制度來強化軟執(zhí)行,制度制約才能體現(xiàn)可持續(xù)的落實力。

                        中央的制度只是站在全國的大局范圍內(nèi)的綱領性制度,地方上貴在綱舉目張,如果以制度來重復制度,更多地體現(xiàn)了語句的模仿和加重,而沒有詳細的制度來深化,就會讓通知的落實力大打折扣。制度設定不厭其詳,鋪張浪費才能有法可依,也才能讓權力少鉆空子。

                        時下,一些鋪張浪費之所以能夠大行其道,為所欲為,和公款消費報銷制度的隨意和簡單密切相關,報銷制度更多地體現(xiàn)了簡單的一支筆色彩,該問的不問,該細化的地方不細化,該復雜的不復雜。拍腦袋或者一支筆報銷制度,沒有從嚴格的審批制度上給鋪張浪費套上籠頭,因為簡單容易,所以更浪費。

                        民間諺語說,小了不補,大了尺五。浪費的小漏洞不修復,也會演變成浪費的大漏洞乃至浪費的管涌現(xiàn)象。幾年前,芬蘭央行行長在一次公務接待的宴會上點了一盤20歐元的“鵝肝”。菜單公示后,這盤超標準的菜引起民眾的不滿,行長被批評為“貪腐”,最后不得不引咎辭職。制度設定不厭其小,體現(xiàn)了不放過“老虎”,也不放過“蒼蠅”的軟硬兼顧原則,不因惡小而輕視,更體現(xiàn)了謹小慎微的政府資金管理意識。


                        如今科技發(fā)達,電子公務已經(jīng)很普及,可是在監(jiān)管鋪張浪費方面,管理更多地強調(diào)了“人”的管理,而忽視了“機器人”的作用,監(jiān)督鋪張浪費,高科技不失為先進而有效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積極嘗試運用。幾年前,瑞典財政部請專家設計了一套由電腦控制的“公務車監(jiān)控系統(tǒng)”,如果中央監(jiān)控人員發(fā)現(xiàn)按下“公務”按鈕的汽車駛向別墅區(qū)、釣魚區(qū)等非辦公區(qū),就會用無線電詢問開車者“為何用公車辦私事”。這樣,私用公車者便無機可乘。制度設定不厭其技。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固然重要,但是提高技術含量,能夠讓監(jiān)督權利更體現(xiàn)科學性,也最省心和體現(xiàn)低成本監(jiān)督。

                        鋪張浪費現(xiàn)象的發(fā)生,和制度設計的同質(zhì)性弊端有很大的關系。只有大方向和大概的規(guī)定,沒有體現(xiàn)規(guī)定的差異性,規(guī)定就好像是個萬能筐,什么項目都可以往里裝,而不分青紅皂白。比如美國各駐外使領館每年根據(jù)當?shù)厍闆r制定出國際出差標準,并根據(jù)每年的物價指數(shù)調(diào)整。該標準極其詳細,在中國的住宿標準分為29類,每個城市之間的差異很大。如在北京出差,每日住宿標準為257美元(1644元人民幣),在重慶出差,則只有99美元。制度設定不厭其異。公款消費規(guī)定,最怕統(tǒng)一和一律,沒有體現(xiàn)更多的差異性規(guī)定,限制少了,難免執(zhí)行落實一刀切,造成浪費就很容易。

                        遏制鋪張浪費,官德以及權力自身的素質(zhì)乃至自律等等固然重要,但是根本的出路還在于制度,在于制度的科學性、智慧性和可操作性,再多的高喊“嚴禁”和“不準”,如果沒有翔實、可操作的科學規(guī)定,難免不流于形式和一陣風。加強對浪費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把浪費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才能形成不愿浪費的自律機制、不敢浪費的懲戒機制、不能浪費的防范機制、不易浪費的保障機制。正如小平同志所說:“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狈磳速M,必須從樹立制度的絕對權威開始。魏青

                        2011年,中央行政單位、事業(yè)單位和其他單位車輛購置及運行費59.15億元,占“三公消費”總數(shù)六成以上。部分地區(qū)公車配備亂象叢生,縣處級甚至科級干部也有固定用車。全國政協(xié)委員杜黎明稱,全國超編配車率達50%以上,有些地區(qū)的主要領導一人甚至配2臺專車。(2月3日《人民日報》)

                        動輒“屁股底下一套房”的公車使用浪費頑疾,盡管在社會公眾中詬病已久,但在某些地方和范圍,卻仍可謂積重難返、沉疴難治。如今,中央“八項規(guī)定”和有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的通知言出必行、深得民心,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舌尖上的浪費”日益受到限制,“車輪上的鋪張”豈能繼續(xù)聽之任之。

                        公車濫用的治理,不是一個新鮮話題;如何杜絕漏洞、有效施治,關鍵還得跳出“說歸說,做歸做”的習慣惰性。而我則從另一角度考慮到:“車輪鋪張”不除,“三筆呆賬”堪憂。

                        一是“政治賬”。正如有關專家洞若觀火地分析稱,“在公車問題上不僅要算經(jīng)濟賬,更要算政治賬。公車使用中的鋪張浪費和腐敗問題,嚴重影響黨和政府的形象,損害黨群干群關系,敗壞社會風氣,應盡快啟動以大幅度減少直至基本取消公車為方向的改革?!笨梢哉f,這是真正有良知和遠見的“專家言”。只算經(jīng)濟賬,忽視政治賬,就難以清醒看透“車輪鋪張”背后的民心傷害大問題;而若僅僅滿足于在“水能載舟”之上悠哉游哉,其后果還不可怕么?

                        二是“環(huán)保賬”。近來,波及眾多地方和城市的霧霾之害,已經(jīng)引發(fā)社會公眾的極大憂思。而據(jù)有關調(diào)查表明,社會轎車每萬公里運輸成本是0.82萬元,而機關公務轎車則高達3萬元以上,使用效率卻僅為社會運營車輛的1/5至1/6——公車使用的效率低下,其實恰恰也映襯了它對環(huán)境影響的負面作用。而在這樣的“帶頭大哥”教化下,又何以讓民眾的環(huán)保理念迅速高漲?

                        三是“活力賬”。前不久,一則碩士研究生競聘事業(yè)編制環(huán)衛(wèi)工的熱聞,引爆了“死也要死在編制里”的輿論之爭。由今觀之,“車輪鋪張”的百足之蟲、僵而不死,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何嘗不也是“死在編制里”的享受誘惑。有識之士屢屢提及,千軍萬馬爭著去搶公務員的“鐵飯碗”,絕不是激活智者活力、有利人才流動的正常表現(xiàn)。那么,“車輪鋪張”對于這種活力的鼓舞和張揚,著實也是害莫大焉。

                        “車輪鋪張”不除,“三筆呆賬”堪憂。而歸根結(jié)底,則是對“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理念宗旨的淡漠與消解。強化監(jiān)督舉措,杜絕公車濫用,國內(nèi)國外的可行之策并不難找,而某些地方真正缺少的,無非就是一種敢于從嚴自律的決心和勇氣。

                        “盤光光,我光榮”。近日,由公眾發(fā)起的“光盤行動”,亂起一股文明就餐的新風?!肮獗P行動”倡導社會公眾在就餐時把盤子里面的飯菜吃光光,號召節(jié)約糧食從自身做起、從吃的每一盤菜做起。(來源:央視新聞)

                        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但有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每年在餐桌上的浪費達2000億元,被倒掉的食物相當于2億多人一年的口糧。這種“舌尖上的浪費”令人震驚,也令人痛心。其原因有,“死要面子”的錯誤觀念、公款吃喝現(xiàn)象的存在,有錢的人、追求生活享受的人越來越多了,以及一些人對就餐缺少計劃和安排等。其實,每個人心理也都明白,浪費糧食不好,節(jié)約才是好習慣。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許多人雖表示支持此行動,但碰到請客、聚會時,還是很難做到“盤光光”。推廣“光盤行動”對個人對社會都有利,但要形成社會風尚,還需要人人自覺參與。要讓人人都積極參與,形成良好社會風俗習慣,黨員干部的帶頭示范作用不能少。

                        政風是民風的先導。欲在全社會營造“盤光光,我光榮”的好風尚,黨員干部都要來參加“光盤行動”,讓每次公務接待都吃得“盤光光”,在干部隊伍中倡導節(jié)約風氣,在全社會樹立節(jié)約形象,以崇尚節(jié)約的黨風政風帶動社會風氣的好轉(zhuǎn),帶動全社會都來積極參與“光盤行動”。黨員干部走在前,萬事都不難。黨員干部參與“光盤行動”,就要做到就餐時少點一些菜,不夠時再加;確實吃不完就打個包,帶回家;公務接待時盡可能吃自助餐,堅決杜絕大吃大喝現(xiàn)象,樹立黨員干部和政府部門的良好形象,嚴格勤儉節(jié)約,為群眾、為社會作示范。

                        干部帶好了頭,群眾自然也會跟著干。只要人人都來自覺參與“光盤行動”,就能做到節(jié)約糧食從每次就餐做起、從不讓一個盤子有剩菜做起,切實扭轉(zhuǎn)那種“菜點少了丟面子”、“浪費一點不算什么”的錯誤觀念,形成良好的就餐新風尚

                        同時,只要干部不怕“傷了面子”,群眾自然也不怕。因為,勤儉節(jié)約其實也是我們每個人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盤光行動”正是將大家內(nèi)心的真實想法表現(xiàn)出來,倡導節(jié)約、健康、文明的消費習慣。在“光盤行動”中,干部帶頭吃光剩菜并不影響自己的面子,群眾定會看在眼里、記在心理、落實在行動上。

                        “光盤行動”的好處還在于,人人就餐時都不用顧自己的面子,也等于人人同時都顧了自己的面子。

                        中央關于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規(guī)定深受基層干部與群眾的歡迎,但在一些貧困地區(qū),有的基層干部坦言,吃喝接待之風仍難遏制,轉(zhuǎn)變作風有必要對過于集中的行政權力進行改革。西北一位貧困縣接待辦官員稱,“再窮也得接待”,一般縣處級干部是每桌餐飲標準3000元,廳級干部是5000元。(2月1日《京華時報》)

                        表面上看,一邊是中央要求厲行勤儉節(jié)約,反對鋪張浪費,遏制公款消費,大有雷厲風行之勢;一邊是基層直呼“再窮也得招待”的無奈和苦衷,這上下呈現(xiàn)的正反面讓人哭笑不得。也正是這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實,讓人對中央的要求能否落實,能落實到多大程度十分堪憂。在我看來,這基本上是“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就目前而言,基本上是無解的。其根本原因是,“再窮也得招待”實際是一種利益分肥的結(jié)果。這種分肥機制一旦徹底取消,整個權力、利益運行機器就像缺少了潤滑劑一樣難以運轉(zhuǎn),甚至壞死。說得直白一點,公款接待、公款消費是利益輸送的一種方式,并且是使利益輸送變得溫情脈脈,且頗具人情味的最佳方式,特別符合中國人情社會運行的機理。

                        眾所周知,目前,上級政府可以授權下級政府,上級部門可以指導下級部門,上級官員可以決定下級官員。因此,上級可以決定下級的人財物等實質(zhì)資源或政策資源的得失,以及個人遠大前程的得失。那么,下級政府面對上級政府,下級部門面對上級部門,下級官員面對上級官員,除了效忠,就是反哺,不忠不哺簡直可以視為“目無組織”、“目無紀律”,而效忠如何又往往表現(xiàn)在反哺如何。下級為了顯示出忠心,必然挖空心思招待好上級。雖然,這其中也會有諸多苦衷,比如“有鮑魚的飯局吃得累,做夢都想喝小米湯;一天6場飯局,從白天喝到黑夜,幾年下來血壓暴高;陪領導喝酒,常備解酒藥,控制著不敢吐。一場飯局一次機會,不敢怠慢?!钡?,這點“苦衷”對于上級的肯定、施予或提拔來說,又算得了什么?退一步講,就算是不能得到嘉獎提拔或是項目政策,承受這點“苦衷”,能免去某種本該得或是不該得的批評或處罰,已經(jīng)是燒高香了。高興都來不及的事,還怎么好意思說“苦衷”?

                        所以講,不是下級、基層在頂風而上,故意與中央作對。而是,這上下的授權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決定了,下級要想獲得更多的利益,或是保住自己的利益,必須“效忠”、必須“感恩”、必須“反哺”,而“接待”不過是一種表達方式,沒有這個溫情的、關乎肚皮,吃喝之后關乎言語及掏心掏肺的表達,如何能顯示出“表達”的誠意?如果上級不吃不喝,不要不拿,不在酒桌上開誠布公,不把心窩子的話掏出來對下級說,下級又如何能睡個安穩(wěn)覺?就算上級想要避風頭,不愿搞吃請,但下級不樂意;就算下級內(nèi)心里不愿吃請,但為了睡個安穩(wěn)覺,也不得不吃請。雙方都不愿意,但雙方都無力推脫;要是雙方都愿意,那就更是一拍即合。上級要吃好喝醉才罷休,下級是再苦再累再窮也要接待好。旁觀者誤把“再窮也得接待”當苦衷,其實是基層的決心表態(tài)。

                        我們在談論公款接待、消費之風時,鞭子上下兩邊抽,既打上級,也打下級時,當事之人雖然悶頭挨打,挨了輿論、道德的鞭子,嘴里不好說,雙方會有所收斂,有所節(jié)制,甚至風頭之時暫時規(guī)避,但是,這不是長久之計。一陣風過后,還是外甥打燈籠——照舊(舅)。該喝還是喝,該送還是送,該拿還是拿,如果不這樣,說明這個權力和利益運行機制變樣了;只有這樣,才符合權力和利益的運行規(guī)律?;蛘哒f,才能保證這個權力或利益機制的正常運轉(zhuǎn)。打算徹底端掉“再窮也得接待”這搞法,除非徹底改變權力和利益的運行機制,否則,終將是往死水里扔塊石頭,微瀾一下,又將回歸死水的原樣。

                        春晚的錢該花在哪2013-02-04 07:07

                        廣電總局在央視和各地衛(wèi)視春晚即將要播出的時候頒發(fā)了一道節(jié)儉令,已經(jīng)有些晚了。各春晚主辦方紛紛表態(tài),什么LED屏、服裝等都是租用的哭窮說法都出來了。辦春晚是個賺錢的生意,能省誰不省啊,這個無需號召,晚會的制片人早都已經(jīng)精打細算過了。

                        有的衛(wèi)視說,為了節(jié)儉辦春晚,放棄了邀請某某和某某大牌,這就有點裝了。春晚邀請誰、不邀請誰,有個復雜的計算體系,性價比合適就請,不合適就不請。演出市場一分錢一分貨,演員、歌手與收視率緊密相連,收視率和廣告收入緊密相連。沒請到想請的明星,只能說晚會規(guī)模和明星不匹配,和節(jié)儉辦春晚扯不上多大關系,如果確定花一千萬請來的明星能給晚會帶來兩千萬的收入,傻子才不請。

                        真要節(jié)儉辦春晚,就在節(jié)目形式上、內(nèi)容上多想想辦法,千篇一律的浪費多少時間!就我個人的觀點看,精彩比節(jié)儉重要。中國人講究熱鬧,喜歡在春節(jié)這個喜慶的節(jié)日適當?shù)仄瀑M一把,這無可厚非。楊白勞過年還想給閨女買根紅頭繩呢。春晚不費糧食不費地,在硬件方面投入多一些也不算浪費。比如業(yè)內(nèi)人士都知道,布置舞臺的那些玩意兒,貴是有道理的,確實能變換出效果不凡的舞臺。

                        據(jù)報道,不少明星奔春晚而去,并不是想得到天價報酬,而是想收獲上春晚帶來的額外利益,比如宣傳電影、提高個人知名度等,春晚與明星的合作,是相互得利的事情,協(xié)調(diào)好了,很容易實現(xiàn)多贏。真追究浪費,不妨多關注一下春晚后臺,別浪費了多訂的那些盒飯,都是糧食和蔬菜,一口不吃倒掉了,那才是令人心痛的。

                        中國老百姓一年辛勞不容易,也就春節(jié)非得回家樂和幾天。作為春節(jié)最重要的娛樂活動之一,春晚炫一點沒關系,舞臺不能太寒酸,燈光不能太簡單,內(nèi)容不能太無聊。換句話說,春晚內(nèi)容如果真好看了,那么其他方面破費一點也值了。(韓浩月)

                        三公經(jīng)費是當前公共行政領域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近日,浙江省政協(xié)委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范柏乃提議,對于公款吃喝的監(jiān)督,應把吃飯與報銷分離開來,并對菜單、成員等相關信息予以公示……“實現(xiàn)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公務接待、因公出國(境)、會議等經(jīng)費零增長?!边@是浙江省代省長李強在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承諾。

                        多年來,公款吃喝,一部分用于“公”——應付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禮尚往來,而另一部分卻用于私——老戰(zhàn)友、老同事、老同學、老朋友,帶進飯店吃飽喝足,掛在公家的賬上“簽個大名”,OK!

                        公款吃喝最怕公開。按照范柏乃委員的提議,應該不是一件難事:紀檢、監(jiān)察部門建一個“公款招待網(wǎng)”,一個地方,所有的公款吃喝,某天某日,哪些人參加的,吃了些什么菜,喝了什么酒,總價幾何,每一桌都得掛上網(wǎng)公示,一個月后,納稅人沒有異議方可報銷。如此一來,無論“公吃”還是“私吃”,如果弄個假名單掛上網(wǎng),只要有人跟你較真,并一一核實,總會露出狐貍尾巴的。

                        現(xiàn)在的問題,治公款吃喝,不是“沒辦法”,而是“沒決心”。公款“胡吃海喝”,一桌飯菜數(shù)千元,這跟“小偷盜竊公物”,與“會計貪污公款”,同樣都是犯罪;可這些年來,對治理公款吃喝多見“批評批評”而“下不為例”,最厲害的也就是“追回贓款”。所以,公款吃喝的酒桌上一直“濤聲依舊”。關注公款浪費,就是管理權力。有人可能認為很多措施都比較瑣碎,其實,只要動真格,瑣碎也不要緊,怕就怕連瑣碎的事情都不愿去做,空談誤國。

                        □ 張傳發(fā)(安徽 媒體人)

                        1月31日,烏魯木齊市工商局公布了整治餐飲業(yè)“最低消費”行為的實施方案。根據(jù)此方案,所有餐飲業(yè)設置的最低消費一律取消。(2月1日新華網(wǎng))

                        “最低消費”本來就屬于過度消費,助長了鋪張浪費之風。前不久,一項調(diào)查稱,八成多消費者曾遭遇“最低消費”,在沒有達到消費下限的情況下,不得不多點幾個菜湊數(shù),很多消費者“一個人點了兩三個人的量”,完全背離了人的正常需求,不制造一個個浪費驚人的“剩宴”才怪。尤其是年夜飯等消費旺季,“最低消費”更是大行其道,使年夜飯淪為“重災區(qū)”,嚴重助長了浪費之風。

                        “最低消費”屬于強制消費,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按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規(guī)定,消費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權利,有權拒絕經(jīng)營者的強制交易行為。可見,“最低消費”無疑是一種典型的霸王條款,涉嫌剝奪了消費者自主選擇消費數(shù)量、消費金額和公平交易的權利。甚至可以說,商家從“最低消費”潛規(guī)則中獲利,是建立在消費者利益受損基礎之上的,理應受到制止。

                        故而,各地都應該旗幟鮮明地叫?!白畹拖M”,而不能僅僅滿足于清理規(guī)范。在全社會倡導節(jié)約、反對鋪張浪費的大環(huán)境下,我們絕不能容忍“最低消費”仍頑固堅守著其商業(yè)陣地。要知道,“最低消費”不是鼓勵消費,而是縱容浪費,甚至是“逼人浪費”,不僅有悖于勤儉節(jié)約的道德風尚,也不利于提倡文明健康的消費方式。

                        叫停之后,更要完善相關法規(guī),明文禁止“最低消費”等霸王條款。想想這些年,盡管不斷有消費者口誅筆伐,“最低消費”為何仍在不斷“提價提速”,“舌尖上的浪費”也愈演愈烈?恐怕是因為缺乏明確的禁止性規(guī)定,相關部門清理整頓、打擊處罰的力度不夠所導致的。由于法律法規(guī)不明確,“最低消費”往往叫而不停,“被消費”的消費者也最終難以成功維權。借著制止浪費的“東風”,補上這一塊短板,是時候了?。ê斡潞#?/p>

                        春節(jié)臨近,中央八項規(guī)定和有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的通知在社會上反響強烈。然而記者在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公車使用浪費依然嚴重。(2月3日人民日報)

                        除了醫(yī)院、學校、國企、軍隊配車以外,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yè)單位公務用車總量高達200多萬輛,每年消費支出1500億至2000億元,每輛公車年均消費額為8萬至10萬元。社會轎車每萬公里運輸成本0.82萬元,而機關公務轎車則高達3萬元以上,機關公務轎車的使用效率卻只有社會運營車輛的1/5至1/6。全國政協(xié)委員杜黎明認為,全國超編配車率高達50%以上。依據(jù)這些數(shù)據(jù)可知,每年公車消費的2000億元中,至少浪費了1500億。這1500億元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全國所有農(nóng)村學校的危房和課桌以及學生午餐統(tǒng)統(tǒng)解決,所有校車全部解決,并能像陜西神木縣那樣,徹底解決全民免費醫(yī)療尤其是特重大疾病免費醫(yī)療。可以想見,如果把官員屁股下面的黑洞有效關閉,人民的幸福指數(shù)必會大幅度上升。

                        中央八項規(guī)定和有關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的精神,順應了為時已久的強烈民意,深得廣大人民的熱烈贊賞和堅決支持。說白了,“舌尖上的浪費”,就是以公款消費為主而造成,至少是公款消費提供了負能量、負效應?!败囕喩系睦速M”,依然是以公車消費為主。國家發(fā)改委相關調(diào)研報告顯示,公車使用有三個“1/3”:辦公事占1/3、領導干部及其親屬私用占1/3、司機私用占1/3。照此算來,公車可以去掉2/3。實際上,除了在編的200萬輛公車以外,還有不少企業(yè)所謂向政府“贈送”的豪華車、政府官員開口向有錢人“借用”的豪華車。筆者認為,企業(yè)的“贈送”、有錢人的被“借用”,都是政府的不正常行為。掌握公權力的政府受贈和借用別人的豪華車之后,如何自證清白?怎么會不徇私?

                        今年包括北京在內(nèi)多達13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遭遇歷史上少見的十面“霾”伏,尤其是北京成為典型的“霧都”。專家們認為,這是由于汽車排放和工業(yè)排放增加所致。環(huán)保部門數(shù)據(jù)表明,2011年北京輕型汽車排放氮氧化物80.7萬噸、顆粒物6.5萬噸、碳氫化合物166.2萬噸、一氧化碳1621.7萬噸,已成為城市空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2010年全國機動車排放污染物5226.8萬噸,2011年幾乎沒有意外,排放污染物更多。我國的燃油品質(zhì)低下,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是公務車輛的過度使用也是重要原因。治理空氣污染,固然需要提高燃油質(zhì)量標準,還需要降低公車冗余行駛。令人憤慨的是,霧霾再襲北京“極重度污染”之下,北京啟動應急方案,發(fā)出“30%公車停駛”指令,竟然還有875輛公務車違反停駛規(guī)定出行!

                        難道官員屁股下面的黑洞永遠無法關閉?汽車污染就是不治之癥的宿命?做過兩屆全國人大代表的葉青,曾連續(xù)8年就公車問題提出議案,始終沒有解決問題,連一線曙光也沒有。車改后,補貼發(fā)放了不少,公車卻仍在增加。中辦、國辦印發(fā)的《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guī)定》,根本沒有執(zhí)行下去,很多地方不僅地市級官員配有專車,而且縣處級甚至科級干部也有固定用車,有些地區(qū)的主要領導一人甚至配了兩輛專車。中部某貧困縣縣長告訴記者,該縣黨委、政府班子共有16名領導,每人都有一輛固定用車。今年全國兩會馬上又要召開了,能否臨門一腳,真正關閉官員屁股下面的黑洞?中央八項規(guī)定及倡導厲行節(jié)約反對浪費的新風,能否吹綠大地?億萬雙眼睛正拭目以待。

                        日前有媒體報道稱,廣東省陸豐市潭西鎮(zhèn),深圳街道辦一名林姓基層公務員花上百萬元修墳墓,并斥資近千萬元建個人祠堂。事件在當?shù)匾l(fā)群眾議論,大家質(zhì)疑一名月入千元的基層公務員何來“巨資”修祖墳和豪華祠堂。一名當?shù)卮迕癖硎?“除非工資來源不當、有灰色收入,要不然小小公務員哪能如此輕松拿出上千萬修墳建祠堂,這些錢從何而來?”

                        其實,在當今開放社會環(huán)境下,修祠堂雖不被提倡,但也只是個人行為,只要修祠堂的錢取之有道,那都是個人財產(chǎn),別人沒有權利干涉。然而,恰恰因為當事人的特殊身份,讓“個人行為”不那么“個人”了。一名基層公務員,月收入不過幾千元,花費巨資修祠堂,惹人懷疑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民眾對政府官員財產(chǎn)公示的呼聲日益高漲。無獨有偶,廣東省多位政府高官公開表示愿意財產(chǎn)公示,這可看做是官員對民眾訴求的正面回應。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杜絕“權力尋租”,前有重慶十幾名官員因“權色交易”落馬之鑒,對待群眾對官員是否利用職權謀私的疑問就更應予以重視。

                        民眾產(chǎn)生疑問,政府給出交代天經(jīng)地義。如果面對群眾質(zhì)疑,政府不能正面回應甚至回避,那“巨資修祠堂”花去的就不只是錢,更耗掉了“民心”。熊俊